赵富海

如果说摩崖石刻保存的是帝王、名人的激情手迹，而我们常常迷恋的却是他们背后的故事，陵墓塔墓石刻则让我们沉浸在久远的年代，想到那些有身份地位僧侣们的道德品格。塔铭志书写艺术、雕刻精美，而民间石雕狮子与人物，无论它摆放在哪里，它给人的惊叹是石文化的具象美，形神毕肖的、活泼鲜活的生命的魅力；尽管岁月沧桑，有些石雕面目残缺，但它所透出的时代韵致，是任何石刻作品无法替代的。如中岳庙门的翁仲石雕，它告诉人们的是大汉时代的“深沉雄大”。这是鲁迅说的。“深沉雄大”也只有汉代所具有。

嵩山的石阙、石坊大都是宫苑石刻。这类石刻还包括宫殿御铭、陛石、寺庙照壁、龙雕等。石坊为仿木结构的石刻，达摩洞前石坊、少林寺山门前两侧石坊，以及上世纪90年代底整修少林寺周边环境时通往少林寺的巨大石坊等。石坊的两枋及额枋上均有题额和对联，其书法和雕技都是上乘艺术作品。

石阙石刻是浮雕作品。汉代石阙，多用于城阙、宫阙、墓阙、庙阙。阙即大门之意。汉代石阙，全国现存28处，嵩山占3处，即通常所说嵩山的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之“汉三阙”。这三座阙均为庙阙。“汉三阙”由正阙和副阙组成。四壁均有画像，三阙总计200余幅。三阙中的太室阙，左、右两阙间距675厘米，宽213厘米。阙文额“中岳太室阳城神道阙”为阴刻篆书。

中国的寺庙、观庵、陵墓以及园林中的亭台楼阁以石敕碑是一种文化传统。大小高低石碑上刻文字或叙事，或描写景物，或颂赞主人功德之铭文，不仅使寺院、庙堂、墓地有了灵魂，也使观者进入一段历史生活，有了情感上的冲动，或者是思索与遐想，倘若这碑文出自大家名人手笔，又多了一份对书法艺术的欣赏。说石碑是艺术品当不为过。

嵩山的碑刻，计有2000余品，是名山中岳石文化的最为突出的特色。数量多，分布广泛，或竖于寺庙，或镶嵌于檐廊，或刻凿于山巅，或摩刻于洞崖。其碑刻内容又可分为历史事件、寺庙塔院观等建筑修复纪事、宗教典章制度、僧道人物传记，更多的是反映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神话传说、农民起义、帝王封敕、书家诗人铭文等。这些碑刻在我国古代石刻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史料地位，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很有价值的宝贵财富。

碑的形成最早出现在汉代。从西安碑林中的碑记中可以看到，于右任所藏碑石也有石碑拓片见证。石碑在汉代初用于墓地，碑上刻有主人姓名及简约事迹及立碑姓名。这种为死者立碑的风俗外国也较普通，比如名人、伟人有墓志铭等，今人即便是火化之后的掩埋骨灰处、仅一米见方的地儿也要立碑以纪念。

魏晋南北朝时，石碑不仅用于墓地，寺院、庙宇也开始立碑以记事。比如北魏太延年间（435年～440年）立于中岳庙峻极门前东侧的 “中岳嵩高灵庙之碑”。

嵩山碑刻突出的是唐、宋两个时期。唐碑凿刻匠意精到，雕饰十分华丽，而成后世典范。如“太宗文皇帝御书碑”、“大周封祀坛碑序”，竖立于嵩阳书院门外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等。碑石质细腻、雕刻精美。两通唐皇碑的碑文系唐玄宗李隆基、书法名家裴凗、徐浩、李林甫所书，其书法遒劲、姿势横生，是国内所罕见。宋碑，多见于中岳庙、少林寺的院落中。如竖立于中岳庙门的“大宋新修嵩岳中天王庙碑铭”，中岳庙东中华门内的汉代“大宋中岳中天崇圣帝庙碑铭并序”，少林寺碑廊中“少室三十六峰赋”碑，宋代书法大家苏东坡的“观音像赞”，米芾草书的“第一山”，黄庭坚的“达摩颂碑”，蔡京的“面壁之塔”刻石等。四大书家，书法各见功力，用笔者有骨力，非一般文人所能为。

嵩山碑刻到了明、清已成蔚然壮观之势，且撰文多出自名家之手。如明代大画家董其昌、大音乐家朱载堉以及叶荣敬、郑大原、李思孝等，清代则是康熙、乾隆、刘墉等。乾隆曾夜宿少林寺方丈室，他为少林寺题书八句五言诗碑：“明日瞻中岳，今宵宿少林。心依六禅静，寺据万山深。树古风留籁，地灵夕作阴。应教半崖雨，发我夜窗吟。”风流乾隆，诗文也风流。

嵩山碑刻，虽为冰冷之石，却蕴涵着热情丰富的情感，嵩山碑刻，虽不能言，却传递着千百年来繁杂的信息，嵩山碑刻，虽为静止之物，却扮演着生动多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