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80元交8万元，怎么相抵？

“国务院决定，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看到这则新华社8月下旬发布的消息时，家住北京丰台区的周老先生特意地将其从报纸上剪了下来，“我得留着，拿着去找学校，说不定交的5万块钱的学费能退回来。”

周老先生的儿子看到老爷子这么做，十分不屑：“你就别做这打算了。我们同事把小孩送到一个学校，交了8万块钱呢！”

周老先生知道与儿子争论不会有结果，就不再说话，但他心里就是解不开那个结：明明是义务教育，为什么孙子的学校还要收费？

周老先生的孙子今年上一年级，爷爷奶奶家门口就有一所小学，而且全家的户口都在这一片，本可以作为“片内生”，不用交钱上这所小学。可是儿子和儿媳坚决反对，理由是这所小学的教育质量一般。而且考虑到今后升初中，不是按学籍就是按户籍，还是应该把孩子送到东城或者西城这些好中学多的区上小学。

就这样，托人情找关系，最后总算把孙子送到一所据说是教学质量好的学校了。当然5万元钱是少不了的。

上学后，除了书本费，倒是没有其他费用。校长在开学前的家长会上，也明确说，原来每个学生每学期要交的80元钱学杂费不再收了。

“每学期免80元，小学六年加起来也就960元，跟想进这个学校的人一次要交的5万元、8万元能比吗？”周老先生常想，当年儿子上学时，可没这么费劲。怎么国家越有钱，小孩上学交的钱越多呢？

他记得，在今年2月份，报纸上有一个报道，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对北京市中小学择校情况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结果北京市中小学生择校行为主要发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平均费用超过2万元。

周老先生还看过一篇报道，北京海淀区中关村某小学，账外资金超1亿元，其中大部分是收取的择校费。

不免费，因为我不是农民？

在北京生活了将近10年的赵先生依旧没有任何归属感。虽然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但是前段时间还是要办暂住证。

“真是可笑，我还要手持暂住证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让赵先生更感到无奈的是孩子的上学问题。

赵先生的小区旁就有一所小学，虽说不是什么公认的好小学，但是想到自己和妻子上班都远，孩子去别的学校，送起来不方便，就没有做去其他学校的打算。

6月份报名时，学校要求交3万元赞助费，理由是：“你们不是进城务工人员，算择校。”原来学校执行的政策是农民工子女上学凭户籍所在乡镇政府开的证明，享受免费义务教育。

“我要是农民，这几万块钱就不用交。”赵先生自嘲。不过，他真的想不明白，本来整个城市义务教育免费是一件好事，但为什么他这个既非农民又非本地居民的人，子女上学不能享受这一政策？

“虽然户口不在北京，但我每年纳税几千元钱，从来没有因为我的户口不在本地而让我少交税。学校是公共设施投入，可为什么到了孩子上学问题时就把我们归入‘第三类’人了呢？”赵先生的同事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在北京早已成家立业，不可能再回到户籍所在地，“我们不知道孩子上初中、高中还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对于赵先生的遭遇，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政策中，对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接收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要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统筹安排在公办学校就读，免除学杂费，不收借读费。至于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国家还没有统一政策。

学费免了，可还得花钱拉关系

天津的郑女士今年有两件事如愿以偿，一是搬进了为孩子上学提前买好的市中心的房子里，二是孩子如愿进了公认的好小学。房子离学校很近，可以每天步行接送孩子上下学。

能进这所学校让邻居们很羡慕。一位邻居知道后说：“这个学校可不好进，我认识一个小孩，他奶奶就是这所学校退休的教师，还没进去呢！”

当然只有郑女士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孩子进入这所学校。早在一两年前，郑女士就开始做准备，了解进入这所学校需要什么样的渠道。后来，通过她在教育主管部门工作的一位同学，把“钱”送到了位，1.2万元使孩子很顺利地入学了。

实施了“阳光工资”，就没必要收择校费了

“原来教师工资差距大，学校收取择校费主要用于提高教师的待遇。如果能够真正实行岗位工资，那么我们真没有必要收什么择校费了。”北京东城区的一位小学校长一直在盼望着能够全区教师工资一体化。

她说，过去是学校之间的硬件差距大，经过政府几年的投入，现在硬件都基本差不多。计算机房、塑胶跑道都很好，有条件的学校连游泳池都有了。现在主要问题是教师工资的差别。大学校和小学校有差别，名气大的与没有名气的差别更大。

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对北京市中小学择校情况进行的大规模调查，17%的重点校把择校费用于提高教师福利，另有8%的重点学校将择校费用于代课教师的工资。

据了解，北京一些区的教育部门正在制定政策，由政府统一制定教师的工资，并与公务员工资挂钩。

“一旦教师工资做到全区一个标准，也就是‘阳光工资’了，各学校真没必要再收择校费了。”不过这位校长也担心，“到那时候，让好学校校长头疼的就是那些‘硬条子生’了。”“硬条子生”是指那些背后有极硬关系的学生，对于这样的学生学校往往只能接收，“以权择校”比“以钱择校”更难对付，这位校长说。

基础教育坠入利益陷阱

基础教育＝应试教育，认为这个等式不成立的人可能很少。在79岁的老教育工作者敢峰眼里，教育大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危机，那就是应试教育的问题，它就像“温水煮青蛙”，慢慢加热，结果使人失去了逃生的机会。

这位昔日的北京景山学校校长、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顶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在“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上，以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激昂而急切地声调说：“再不猛醒，我看就逃脱不出来了。”敢峰的忧虑还在于，很多人对应试教育“有点麻木不仁”，一些教育战线的同志甚至把它当做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他用“苍白无力”来形容已经喊了多年的素质教育，而相对应的是，“应试教育如风助火威，愈演愈烈，说它是摧残青少年儿童，我看一点也不为过”。敢峰称应试教育为教育领域里的“癌症”，使整个教育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现在讲应试教育，我们是世界第一，没有哪个国家搞应试教育搞到像咱们这个程度。如果从培养人才来说，应试教育＋现代社会＝机器人制造车间”。

敢峰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至少有三点：教育改革至少滞后十年，丢掉了教学改革最好的时机；基础教育事业虽然发展很快，规模也很大，但是没有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缺乏战略思考。第三点原因，他将之归咎于“教育主管部门的麻木不仁，少远见、缺乏作为”。

王晋堂是北京一中原校长、从事基础教育已有40多年，和敢峰一样对其热爱的教育事业充满警醒和忧虑。他的发言透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原因：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其背后有来自既得利益者的推手。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打工子弟“小升初”，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孩子的父母心想肯定要交点费用，便把这几年辛苦工作积攒的5万元钱都带上到学校报到，结果校方嘴里吐出了一个足以让很多人傻眼的数目：12万元。“这是碰上劫道的了”，王晋堂说，“但是教育界的人不这么看，觉得这是少见多怪。”根据他的了解，12万元绝对不是北京市今年择校的最高收费，“有些数字说出来，别人都不相信”。

王晋堂认为，基础教育30年的发展出现了两个显著的问题，一个就是重点校到示范校的转变，一个是在教育产业化的大潮下，国有资产流失，公立学校变成民办学校。

这些遭致大多数人痛斥的做法却一直难以改变，其中有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巨大阻挠。那么谁是受益者呢？王晋堂给出了答案：第一受益者是一部分学校，第二受益者是政府和有关教育行政部门。一些政府把重点学校当成了对外展示的窗口和自己的政绩。

2006年《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后，在法律上结束了重点校、重点班这种教学体制。但这两年来，王晋堂深感《义务教育法》在实施过程中的“阻力重重”。据他介绍，北京市从2007年开始启动制定《义务教育法实施办法》，可是至今还没有出台。

他由此感叹：《义务教育法》真正落实不容易。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