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襄汾县“9·8”尾矿溃坝、部分知名乳业企业集体爆发奶粉三聚氰胺丑闻、黑龙江省鹤岗市富华煤矿火灾、深圳市龙岗区舞王俱乐部特大火灾……一个个安全事故，几乎冲淡了国人因圆满举办奥运会而产生的喜悦。

安全事故频发，经济领域中的企业道德遭遇舆论的空前质疑。毫不夸张地说，在众多“天灾人祸事件”的背后，都暴露出相关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严重缺位。以最近的“奶粉丑闻”为例，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制品流向社会能造成什么恶果，作为市场的第一环节，企业不可能不清楚，之所以长期“麻木不仁”，无非是漠视公共生命安全下的利益驱动。从本质上说，这就是企业道德的彻底沦丧。

企业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对企业而言，除了盈利的经济责任之外，还有很重的社会责任。在我看来，在安全事故集中爆发的社会语境下，重提企业道德，对企业责任进行批判性梳理，非常必要。但同时我们也要厘清：强化或者重塑企业道德，绝不能依靠企业自身的道德自觉。

我以为，越是这个时候，公权力的管理，相关制度的完善跟进，显得尤其重要。企业道德跟普遍意义上的社会道德不一样，其“准则”、其“理念”都是泛泛而虚置的，还具有“善变性”。只有让企业道德拥有一片回避不了的、随时可以仰望和敬畏的制度星空，企业道德才能从“模糊”的意识形成清晰而明确的文化崇尚，直至内化为一种与企业运营血脉相连的行为习惯。实际上，安全事故的发生，不仅反衬出制度监管的乏力，也折射出制度在促动企业建立良好企业道德体系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只要监管尽职尽责，制度不形同虚设，企业道德随之构建起来并不难。而反之，离开了这个前提，就算是舆论的呼吁再怎么强烈，也无济于事。

某种意义上说，企业责任感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发展战略的成败。作为“企业公民”，以整体价值最大化和社会财富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即在利益相关者满意的情况下寻求最大化价值，这是必然趋势。无数的中外事实证明，一个责任感低迷的企业走不了多远，最后注定饮鸩止渴，以短期的功利短视葬送了长远的发展。

故而，企业道德不是一个孤立的单选题，而是一个根植于公共管理和制度监控体系中的一个“多选题”，只有“一个不能少”，大面积沦落的企业道德才有可能被警醒。 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