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思想的浸润下，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了一套“为而不争”、“节而有度”的文化，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模式。《道德经》中有这样的嘉言：“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人世间总有一些人和事，像恒星一样，固定在各自的轨道上，不管多强的风，都吹不去他们的光芒。

相声大师侯宝林，“文革”时，被红卫兵揪上台、压倒在地，有人高呼：“打倒反动权威侯宝林。”侯宝林连忙站起来，作了一揖，以相声演员特有的腔调回答道：“反动则是，权威不敢。”这是无数像侯宝林一样习染传统士风的人，对待生命的态度，甚至在人格受辱时，仍然不忘“谦让处后，不敢为先”的古老训诫。

这是中国人的绅士风度，和西方讲究张弛有度、尊重妇女的规范一样，不仅是传统中国人行事的信条，而且化为生命的一部分，成为缓解社会矛盾、提升个人自身道德境界的有效手段。

上世纪３０年代，鲁迅由上海往北京省亲。他受邀在北大作讲演，在北大教员休息室里碰见胡适。此前，鲁迅攻击过胡适，为这位“五四”以来的战友，深陷国民党的权力泥沼而扼腕，屡有嘲讽挖苦之词。人们想看两位文化大师尴尬会面后，究竟会发生什么冲突。结果，胡适笑问：“兄又卷土重来了？”鲁迅笑答：“不久又将卷土重去也。”说话间，恩怨灰飞烟灭。

这就是传统士人对待攻击的办法。他们认为，彼此攻击是出于公仇，而不是私怨。见解上的相互敌对，并不影响他们人格上的相互尊重。鲁迅去世后，生前论敌苏雪林，趁死人不能还口，攻击鲁迅，称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适则在给苏雪林的信中批评道：“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善，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这是传统中国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人格理想的写照。这种人格理想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不是夸夸其谈的资本，也不是做学问、评职称的材料，而是实实在在地指导“做人”，“教人”“安身立命”的法器。大至治国平天下，小至吃饭睡觉，须臾不可离开，甚至在生命悬于一线时，人们也不应轻言放弃，即使是死，也应当像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样，“结缨而死”，把帽徽、领章戴好，庄严地死去。

1926年4月24日，《京报》总编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秘密逮捕，理由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26日4时，邵飘萍被押赴北京天桥东刑场。

这个一生给人们提供无数消息的男人，死前，给人们留下的最后一个消息是，他着长袍马褂，向监斩官拱手施礼道：“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这是我听到的中国士人“求仁得仁”、慷慨赴死的绝响。

摘自《环球军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