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过来人”格外语重心长：“丹妮，东西会用旧的，小男孩会长大的。”

我妈妈还偷偷给远征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我们两个不般配，不会长久，如果远征真的为我好，就请离开我。

远征身边的人给他施加的压力也不小。他的父母和兄嫂想不通，方方面面条件都不错的小伙子，为什么偏要找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一些媒体公然声称“梁丹妮占了冯远征的便宜”。还有朋友要立即给他介绍几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朋友。

关于我们这段“未准婚姻”，我听到的最多的“祝福”就是：“我保证你们不出两年，最多五年，就吹灯！” 只有一个人的声音与众不同，他就是濮存昕。我和濮哥曾经一同拍过一部电影《正午阳光》，彼此还算熟悉。当远征向他提起要和我结婚时，濮哥淡淡地说了一句：“挺好，我看挺好。”

我到底是很倔的，拿定了主意的事，任谁也阻拦不了。那是1993年，远征正在拍《针眼儿警官》。我答应他，拍完这部戏，我们就结婚！

我们的婚期原本定在了1993年10月，可是结婚登记又遇到了一波三折。因为我的工作单位在广州，有些证明材料不规范，单是打电话沟通，把材料寄回去请人家修改，改完再寄回来，最快也需要一周时间。一周以后再去婚姻登记处，我们被告知“仍然不规范”，又把上回的流程重来一遍。

11月20日，漫天飞雪。我们两个人穿着大红色的羽绒服，第三次走进婚姻登记处，我们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兴奋，取而代之的是满心忐忑，生怕又被拒绝。

谢天谢地，这一次，所有的材料都“规范”了，冯远征和梁丹妮成为合法夫妻了！

我们走出大门，紧紧相拥。我幸福地闭上了眼睛：哪怕我们的婚姻真的只能继续一年，两年，或者五年，我也无怨无悔，因为我真正地爱过了。

远征突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丹妮，我们这一路曲曲折折，真不容易啊，如果一点儿弯儿都没有的话，我就不叫‘远征’了。”

6. 39元，我买了一只“潜力股”——梁丹妮

身边常有恋爱中的女孩子跟我开玩笑：“姐姐，教教我们，你当初是怎么相中冯远征这只‘潜力股’的？”而当我给她们讲起我和“潜力股”的结婚经过，她们又咂咂嘴巴，“姐姐，你太亏了！”

我们结婚一共花了39块钱，包括照相和结婚证的工本费，领完证，我们手牵手坐着公共汽车回家。没有婚礼，没有钻戒，甚至连请亲朋好友吃顿饭都没有。当时的经济状况实在很窘迫，即使两个人拼命拍戏，酬劳也非常有限。那一年，我一共拍了4部电视剧和2部电影，远征拍《针眼儿警官》拿的是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最高片酬——税前每集150元。历时11个月拍完这部戏，拿到手的是2000多块钱。

我们决定，既然成家过日子，真心相爱是最重要的，物质上一切从简。

能省的都省了，住房却不能不解决。人艺的住房非常紧张，一时没有空房。我和远征只能挤在他父母为我们腾出的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里。我们在房门上贴了一个大大的“红双喜”，又花了三十多块钱，从丽泽建材城买回一大堆处理的墙纸。远征在家苦干了两天，自己一点点地打腻子、刷胶、贴纸，过去的“四白落地”才得以旧貌换新颜。这个小房间，我们一住就是五六年。

我们从恋爱走向婚姻还有一个标志，就是远征制定的“婚后约法三章”：

第一， 婚后双方互敬互谅，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使用恶意攻击的字眼。

第二，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双方不能动手打人。

第三， 处理问题时不得使用“离婚”、“分手”之类的字眼相互要挟。

那时候远征还很年轻，思想却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他这样向我解释“约法三章”的意义：“我决定和你结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希望和你一直走下去。”

新婚刚刚一周，远征便接到一个新的片约《红虎符》，立刻动身赶到海南，我也回到广州继续工作。之后的三年，我们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我想调回北京工作。或许回到铁路文工团是最好的办法，毕竟我在那里工作过8年。当年离开是迫不得已，团领导几次恳谈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我实在别无选择。所以，走得艰难，回去自然也不容易。我也曾经试探性地问过远征：“你看，我能不能调到你们单位去？”他的回答丝毫不留余地：“你想都别想，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