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就该端着枪，押着“老乡”上台了。我一边走，一边用余光瞟了一下观众席，就一个感觉：全是脸。

把人押到，“老乡”和“土匪头子”开始了一场长达20分钟的对话。在这20分钟里，我站在台边上，哪儿也不敢看，眼睛直直地盯着自己的枪尖。我发现，枪尖一直在不停地哆嗦。

下台以后，我很后悔，刚才不该那么紧张。但是真正的登台演出实在是太过瘾了，“万众瞩目”的感觉，尽管下面那些眼睛没有一双是在看我。

9. 死人比活人难演——冯远征

刚演完《泥人常》，就有人通知我《樱桃时节》缺龙套演员。

其中一场戏，我演大革命牺牲者中的一个，枪声过后就地倒下。而主要演员站在乱尸堆中，表演才刚刚开始。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我便后悔倒下得太随意了，姿势欠考虑，怎么那么别扭呢？可是又一动不能动，只能忍着。

演出结束后，我跟其他演员抱怨死人比活人还难演，他们说：“你傻啊！谁让你躺正中间的？记住了，下次往幕边上躺，只露半条腿在外面，上半身藏里头，该干吗还干吗。”哦，难怪刚才枪声一响，这帮人都先紧着往边上跑两步，然后才英勇就义。合着是为了让人看不见啊。

后来我也学聪明了，再演死尸，尽量在不起眼的地方卧倒，而且最好脸冲里。随着经验日益丰富，我发现演死尸还有很多乐趣。比如脸冲里的人可以故意挤眉弄眼，甚至挖鼻孔剔牙齿，而脸朝外的人就只能使劲儿翻白眼儿，不敢看，免得笑出声来。

有一天，负责人事的领导和我谈话：“远征，这两年，你一直表现得不错，我们很希望把你留下来。如果开办学员班，我们一定优先考虑你，但是近期开班的可能性不大。吸收成为正式演员呢，也有难度，毕竟你没有经过正规的科班训练。如果你还愿意在我们这里干，我们就再签一份临时演员协议，我也同时帮你留意新的机会。”

我懂了，说到底，我仍然不属于这里。想了一晚上，我决定离开青艺，继续我的表演学习之路。

1983年，我报名进入了一所民办学校——北京影视艺术学院。在学校里，我开始特别留意国内外著名导演的作品。一部由张暖忻导演、被誉为“开中国电影纪实美学之先河”的《沙鸥》让我由衷地喜欢。

一次课间休息，我对同班同学杨华踌躇满志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演张暖忻导演的电影，演男主角，而且，最后一定得死！”

杨华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死？”

“死了才能让人印象深刻啊。”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问我：“你昨天晚上睡觉是不是没盖被子啊？”

10. 向往“正规军”——冯远征

1984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杨华立刻报了名，考上电影学院是他的夙愿。我当然也很想考，而且以我当时的年龄来看，那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但我又怕考不上，让人笑话。

杨华自己填完了表格，跑来怂恿我：“快填吧，就当是陪我去考，给我壮胆儿的。”我一想，好，反正是做陪练，就考着玩儿一回吧。

当时，电影学院正在大搞校舍建设，校园里堆满了原木和砖头。我的考号是下午第一拨10人里的最后一个。我不愿意和一堆人挤在一起，因为我心里有种自卑，也不喜欢参与他们的“高谈阔论”。我便走得远远的，坐在木头堆上，想等时间差不多了再过去。

这时候，我发觉有一个中年妇女在看我。她离我远远的，走过来，走过去，又绕到另一边，走过来，走过去。我也偷偷用余光瞟她，她为什么看我呢？难不成，我坐的这块木头是她家的？可是她自始至终也没说什么，看了一会儿就走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估摸着快轮到我了，站起来不紧不慢朝教室走去。哪知迎面撞上一个同学，火急火燎地冲我嚷嚷：“冯远征，你丫死哪儿去了！到处找你都找不到，你想不想考试了！老师喊你的名字都喊半天了！”

我心里一惊，拔腿向教室跑去，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门口，监考老师正在喊另一个学生的名字。

“对不起，请等一等！”我对其中一位看上去比较像领导的老师说，“我是冯远征，刚才没听见您叫我。实在对不起！”

“等下拨头一个吧。”

“您就让我现在考吧，我都准备好了！”

“让你等你就等，哪儿来那么多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