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做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痨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痨。死的时候才三十岁。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做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的接近。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1973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的剧本。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检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这方面：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让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30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启端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软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的第二次回归：向现实回归，向大众回归的主要原因。它让我在整个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激烈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参与这场变革。即便这样的写作，被一些先锋的“理论家”冷落过，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实现这二次回归的决心。这样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这几部作品，严肃，沉重，朴实，没有任何时尚元素和花哨的个性玩弄，却在大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印数已经达几十万，至今还在不断地再版中……即便如此，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地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应该发挥的那点作用，就不能回避我们大众的阅读接受程度。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真正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展示的魅力和独立思考成果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厚度……我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将继续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纬度颤栗》，包括最近创作的《命运》，都属于在向这个目标靠拢的尝试之作。我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么一大步，使自己的创作真正接近这个目标……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母亲，我妻子，我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都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