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10月，对于教师职业而言夹杂着一丝悲凉，发生在山西和浙江的两起“弑师案”引发社会对于这一职业乃至教育本身的深刻反思。针对备受关注的教师受害案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表示，政府、社会和教育工作者应积极采取措施，切实保护教师安全。另外，教师正当使用的惩戒并非对学生的体罚，不提倡迁就学生一切行为。（《北京晨报》10月28日）

我认为，教育惩戒是完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未成年人的人格健康和谐发展，缺乏正当惩戒的教育是有缺陷的教育。但必须要厘清的是：教育惩戒权是一种权力而非权利，是教师用于惩罚违反学校学习、生活规范的学生的权力，针对的是学生违反规范的行为，是基于教师职业地位而拥有的一种强制性权力。

事实上，教育惩戒权以教育管理的面目出现，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惩戒过程中，教育作为具体执行人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方式方法和惩戒力度一个把握不好，就很容易从正当惩戒异化为体罚或变相体罚，侵犯处于弱势一方的学生权利尊严。既然教育惩戒是一种权力，就需要权力的监管，可我们总是“强调”要进一步明确赋予教育的正当惩戒权，却无形中忘记了关键的一点：谁来给教育惩戒的自由裁量权做裁判？或者说，需要反问的是，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在制定校规校纪时、在行使教育惩戒权时，有没有充分考量过学生的合法权利、人格尊严和性格天性？制度中有没有对教育惩戒提出具体的规范和监管？

教育惩戒权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法律明确的教育职业权力。但与此同时，制度又对惩戒的处理方式、行为理念、具体情况等进行了细微到位和人性化的规范，譬如美国，惩戒学生要看他违反校纪校规的程度有多大，实施某种惩罚时，要看他身心健康的承受能力，还要考虑性别和年级。再譬如新加坡，校长、副校长和纪律事务长有权用藤条对违规学生进行体罚，但对象限于男生，部位限于手心和屁股，必须有见证人在场，体罚后写成书面报告，并立刻通知家长等，规定十分详细而明确……与之相比，我们的教育惩戒显得非常教条和僵硬，也因缺乏有效监管而呈现出个性化的自由裁量，带有很浓的个体情绪化。我想，这是教育惩戒与体罚“纠缠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一位教师网友说得好，教育惩戒是权力也是一门艺术，应该以爱为前提，惩戒是为了完善孩子，使他变得更好，而不是把学生当成发泄教师情绪的对象。显而易见，要想让教育惩戒行走在“正当”的路径上，释放出应有的教育价值，就必须先给教育惩戒权立立规矩。 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