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老樵

贾平凹《秦腔》的发表无疑是陕西省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收获。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洋洋洒洒三十多万字的《秦腔》，确实为现代化已深进核心并引发了种种矛盾的中国当代农村提供了一幅全景图。它以独特的“世情小说”的写作方式，表达出了在经验深广度上远超同类题材小说的动荡现实，成为几十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最好小说之一。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进行二十多年，现代化进程已渗透到社会的边边角角，所引发的矛盾空前激烈，思想界发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是其最显著的症候反映。当代农村更成为两派立论、论争的战场，足以说明农村内部矛盾的多元与复杂。如果按照传统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笔法来写，那么反映农村的深广度上必然大打折扣，比如近几年涌现的大批“三农小说”，写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当代农村，同样反映正在承受苦难的中国农民，但是笔墨触及则是农村的局部矛盾，深度有限，且易陷进简单的逻辑之中。贾平凹也正是感到了写作方法上的困惑和变化的必须，“解放以来农村的那种基本形态也已经没有了，解放以来所形成的农村题材的写法也不适合了”，“我并不觉得我能站得更高来俯视生活，解释生活，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贾平凹、郜元宝：《〈秦腔〉痛苦创作和乡土文学的未来》，《文汇报》2005年4月28日）于是，他不再以“民间智慧代言人”自居，也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阐释和言说的权力，叙述人从作家夏风变成了半癫的“我”。在叙述上，不设定一个清晰的线条和明确的核心，而是采取所谓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以此来呈现乡村生活的“原生态”。这样一种“世情小说”的写作方式据称上承《金瓶梅》、《红楼梦》，在他的《白夜》、《高老庄》中已经自觉采用，到了《秦腔》，可谓达到极致。借用这种方式，农村几十年来的变化被他写得如此透彻复杂，栩栩如生而又不失完整，既传神地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下中国当代农村政治与伦理精神的变迁与动荡，又深情地写出了对处于式微瓦解状态的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凭吊和惋惜。小说展开的农村全景画卷，大到历史文化、权力斗争，小到蝇头绳尾、一针一线，都无不具体而微，触及了农村变化动荡的方方面面，其矛盾呈现合力状态，而不同内涵又能互相加深，把农村内部复杂纠结的矛盾原生态地再现了出来。尽管统揽全局的主线隐现于众头并起的网状结构之中，总体的倾向性还是被复杂曲折地表达出来。

说《秦腔》是当代文学的一大收获，不仅是横向比较而言，就是放在贾平凹本人的作品序列之中，这部新作也达到了新的“高峰”。相比《废都》中对城市生活夹生化的把握和猎奇性的表达，《秦腔》既显示了作者对农村世情的通透理解和深情关怀，又透露出贾平凹对他所熟悉的乡村题材高超驾驭能力。他抛开了以往知识分子写农村题材时不可避免的精英立场，附身于一个处于边缘地位四处游动的“我”，加入到乡间人情政治中演绎出一场农民话语的狂欢。整篇小说，精细的写实与微妙的神秘渗透全篇，栩栩如生的细节带给我们一个贴肌贴肤的农村：其生活气息可闻，其心理纤细入微，其情状清晰可信，而行文状物都是地道口语，生动风趣、幽默恣肆而不失欢乐。

当然，《秦腔》也自有瑕疵，而且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因为他采取这种众头并起的网状结构，才深刻再现了现代化进程之中农村复杂矛盾，而这种网状结构，需要一个能够把小说中所有差异性的故事细节统揽起来的调子。贾平凹成功地找到了一个疯子视角，利用疯子兼具通灵的功能，平衡了小说结构，但不可否认，在叙述视角自然转化上，小说还略有凸凹生硬之处，小说中某些关键人物比如白雪和夏风的形象稍稍单薄，且有虎头蛇尾之嫌。此外，密实的细节，跌宕的冲突，也是对读者耐心和体力的一次长考。不过，瑕不掩瑜。总体而言，《秦腔》小说的叙述视角还是完整一致，叙事也流畅自然，并不让人觉得别扭晦涩，是难得一见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