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话地照办，又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一边做一边说：“这是穿背带、挂伞钩、戴帽子、举手请示准备起飞。”

“行了，就这么着吧。”

两位老师并没有明确表态，对我挥了挥手。在毫无预感的情形下，我接到了复试通知。

复试那天，我走进剧院一楼的排练厅。于是之、蓝天野、郑榕、英若诚、黄宗洛、朱琳、朱旭、刁光覃……做梦也没想到，北京人艺所有叫得出名字来的艺术家，全部坐在监考席上。我瞬间心动过速，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字：晕。

17. “老公这么出息，你享福好啦！”——梁丹妮

和远征结婚的时候，他刚刚拍完《针眼儿警官》，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走在街上，很多陌生人和他打招呼：“小邵！”也有一些热情的女孩儿冲上来说：“你是邵井吧？给我签个名！”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一开始我并不介意，更多是为远征感到骄傲，但是时间长了就难免有些不高兴：经我允许了吗——你们上来就对我老公搂脖抱腰的！

当时，我自己的事业正处于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时期。演漂亮姑娘，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演妈妈演奶奶，好像又不够资格。因为一向演的都是“花瓶”，投资方和导演并不认为我能胜任那些上了年纪的、有深度的女性角色。我正在一步一步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

所以新婚的甜蜜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开始和远征吵架了，导火索都和我们自身无关，全是些莫名其妙的理由。

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刚刚坐下，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打老远就笑容可掬地朝远征走过来，边走边说：“冯远征！幸会幸会！”走到跟前，用力地握住远征的手，“我特别喜欢看你的戏！”

一开始我们听到人家直接叫他的名字，还以为遇见了熟人，后来才明白是一个陌生的观众。于是远征也忙不迭地笑着说：“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那人真是个急性子，几乎没等远征把话说完，就转身走了，走出两步又回头说了一句：“继续努力啊哥们儿！”

从头到尾，这位热情的同志连看也没看我一眼。我有点儿挂不住了，又没什么发作的由头，便等人家走远后沉着脸质问远征：“你为什么不向他介绍我？”远征愣了一下，不太懂这股无名火从何而来，但还是立刻好脾气地安慰我：“哦，我忘了，对不起。”

从那以后，远征好像理解了我内心深处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并且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它，因为触碰它就会触痛我。

在我们婚后最初的两三年，我以他的蒸蒸日上为荣耀，也为自己的事业低谷而惋惜。尤其是在某些公众场合，当我走在他身边时，竟然会有无礼的工作人员伸手将我拦住，“你是谁？你是他的经纪人吗？”这种时候我是深感痛楚的。身边很多做全职太太的女朋友都劝我：“你老公现在这么有出息，你就享福好啦！美美容啦，喝喝茶啦，还争什么嘛？他的不就是你的？”话虽没错，但我觉得她们不理解我。

终于有一天，我的事业出现了转机——北京人艺接纳了我。我做梦也不敢想，阔别5年之后，自己还能回到话剧舞台上，而且是人艺的舞台。不过，另外一件事也是我没想到的，我这个铁路文工团曾经的“台柱子”到了人艺，再也不是一线女主角了。

18. 从“淑女”到“妓女”——梁丹妮

在人艺，我的第一个角色是《古玩》中的“水珠儿”。水珠儿是北京胡同里一个风骚、泼辣的小妓女，领口整天敞开，一根红色的裤腰带分外招摇。

这个角色让我在心理上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历练。曾经，我演的是《奥赛罗》里的苔丝德蒙娜，《漓江春》里的漂亮女主角，可是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些美丽优雅的角色与我无缘了。在人艺，我只是一个新面孔，我的第一场表演，所有的领导、同事，还有剧院门口打扫卫生的阿姨、卖糖的大妈，统统都会来看。假如我演得不好，一定会被淘汰的，没有人想到“这个角色可能不对她的路子”；而即便演好了，也只是尽到了“一个老演员的本分”而已。

人艺不是学校，导演也不是老师，没有人教我具体的台词怎么说，动作怎么做，人物的感觉怎么去把握。这时候，远征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