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言敢怒马寅初

1957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时，领到《迎新手册》，首页便是校长马寅初写的《热烈欢迎新同学》。在开学典礼上，我见到了他，矮矮胖胖的个子，身体非常结实。他用一口“绍兴官话”向同学们讲话，他的脸像弥来佛似的，总是笑嘻嘻的。1959年，我吃惊地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连篇累牍的“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不久，就连大饭厅的墙上，也贴出批判大字报。也就在这时，我读到马老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的反驳文章，他“明知寡不敌众”，却“单身匹马，出来应战”。最使我感动不已的是，他身陷重围之际，依然念念不忘北大的学生：“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总想以行动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此后,虽然马老被撤掉北大校长之职，但是他的“不屈不淫”，他的“敢言敢怒”，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1981年，我买到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书。这本书是旧著汇编，收入了马寅初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和讲话。这些文章，闪熠着真知的光芒。马寅初在1957年就明确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然而，马寅初先生的远见卓识，却荒谬地遭到了“批判”。

马寅初先生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发现了真理，而且在于勇敢地坚持真理。在《新人口论》一书中，可以读到马寅初当年面临围攻时振聋发聩、坚持真理的声音：“……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马寅初先生在围攻面前，不低头，不后退，即使在1960年以后，他被免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仍奋战不息。他依旧不断地写作，写好后无处可发表，就把稿纸粘连在一起，卷成一卷，存放在柜子里。春去秋往，他的手稿竟堆满一柜。

坦坦荡荡陆平

马寅初的继任者是陆平。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我爱听陆平校长的报告，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口齿清楚，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经过“文革”的人，几乎都知道陆平的大名，因为“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陆平的，当时，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那是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北大大膳厅的东墙，一个中年女人领着一伙人，正在贴大字报，为首之人叫聂元梓。有人飞快地抄录了大字报全文，送到正在北京市委开会的陆平手中。陆平深为震惊，连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察觉到了，并力图阻止。但身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却有恃无恐。6月1日，陆平又去北京市委开会。散会时，接到通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为之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向全中国广播？果真，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里，播出了这张大字报。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加之《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大标题，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陆平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他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挨五年“批判”，谁知道后来竟翻了一倍——十年。戴高帽，挂黑牌，游街……陆老不愿多谈自己蒙受的灾难，他用风趣的口气说：“我天天坐‘飞机’，而且是‘喷气式’的。”

1969年，当“一号通令”下达后，陆平被逐出京城，押往江西鄱阳湖畔鲤鱼州监督劳动。他单独关押，不准“乱说乱动”，几乎与世隔绝。

有一次，我问陆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尽折磨，是怎么过来的？”他爽朗地笑了，双眼透过紫色边框的近视镜片射出坚定的目光：“第一，我相信自己。自己最了解自己，我平生无愧于党和人民。面对种种不实之词，我坦然，我从来没有悲观。第二，我相信党，相信人民。我深信，有朝一日会水落石出的。我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前途是坚定不移的，是充满信心的。有了这两条，再大的困难也能度过。”

直道而行傅鹰

在北大求学的时候，在几位校长之中，我接触最多的，要算是副校长傅鹰教授。傅鹰先生执教多年，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除了讲述基础知识之外，还常常讲在这门科学中，哪些问题现在还没搞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当他讲完了这些科学的未知数之后，就用目光扫一下课堂，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解决这些难题的重担，落在你们这一代的肩上了。”后来，傅鹰先生对青年一代的这些热切期望，竟被说成是“腐蚀青年”、“鼓动青年成名成家”，真是颠倒黑白。

傅鹰早年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化学系，1928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他的夫人张锦是他留学时的师妹，于1933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和他一起回国。1941年，傅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理工学院院长。厦门大学七个带长字的人中，六个是国民党党员，唯独傅鹰不是。国民党的相关人员要求他入党，甚至让大人物陈立夫出面，找傅鹰谈话。傅鹰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早已看清，因此，他感到很恼火。于是，在1944年底，他和张锦一起又飞往美国。不问世事的傅鹰夫妇专心搞起了科研，接二连三地发表高水准的论文。美国的一些教科书和科学专著，都引述了傅鹰教授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张锦则在有机分析的领域内连连出击，不断获胜。傅鹰夫妇在美国化学界的声音越来越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此时已经功成名就的傅鹰，本可以在美国得到更好的发展，但他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决定举家回国。当时，正值张锦怀孕，很多朋友善意地劝傅鹰晚一点回去。因为凡是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可成为美国的公民。然而，傅鹰夫妇却恰恰为此事着急，巴不得早一点离开美国，为的是使未来的孩子不入美国籍。

回国后，傅先生的心直口快使他在1957年差一点成为“右派”。毛泽东称傅鹰是“中间偏右”的典型，总算使他免于苦难。他的敢说真话，使他在北大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对象，尤其是“文革”，他被斗得死去活来，依然直言不讳。在周恩来总理去世时，“上头”派人了解傅鹰的动向。傅先生对来人说：“我担心总理死后天下大乱！”那人问：“‘天下大乱’是什么意思？”傅先生直截了当答曰：“这还不明白？邓小平旁边有了张春桥，张是要闯乱子的。”

傅先生直道而行的品格，确实令人敬佩，感人至深。

摘自《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