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冯导之所以坚持拍这场戏，是他潜意识里挥之不去的“喜剧情结”在起作用，不让他拍喜剧，他有劲儿没处使。一胖一瘦两个笨贼，“一点儿技术含量也没有”，却跳上车去打劫，尽管他们的出场时间很短暂，但人物是有命运感的。这部片子“不是喜剧”，但是几分钟的“打劫”却是一种高级的喜剧。

27. 幸福在哪里——梁丹妮

有一些二十多岁的男孩女孩问我：“姐姐，像我们这样老大不小了，住的地方都没着落，哪儿找幸福啊？”不要说年轻人不明白，就是中年人也越活越糊涂，有时候朋友之间互相聊起来：“挣钱就幸福吗？有戏拍就幸福吗？”我和远征却很喜欢我们的朋友任鸣说过的一句话：“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幸福。”这句话，在任何一个年代都不过时。

和远征结婚时，我们也很穷。我们赚到的每一笔钱都会平均分成两半，分别存在两个人的账户里。远征说：“这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个人既有安全感，又有独立空间。”

婚后很久，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每当路过一个新建的楼盘，我们就满怀憧憬地想，要是这座大楼里有属于我们的一小间，就好了。1998年，单位分给我们一套40平方米的“小两居”宿舍，一住又是五六年。眼看身边很多朋友都买了房，我们也四处去看，看来看去却只得出一个结论：这房子没法买，否则每月还了贷款就不要吃饭了。

不过1995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辆车，很便宜的北京2020吉普。刚拿了车本的人看到别人的车实在太眼馋、太手痒了，并没有想到倾家荡产地买了车，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没钱加油，没钱维修保养，甚至没钱吃饭。我们开始天天数着钱过日子，除了远征偶尔露一小手，在家做点饭，我们基本上就是吃方便面。

我们还买过一件“奢侈品”——一部极其古老、长宽及重量都近似于板砖的诺基亚手机，花了14000元。那时无论谁离家拍戏，我们每天都要通一个电话，但是宾馆传达室的长途太难打了，排两个小时也照样轮不上。我们为了随时找到对方，决定投上一笔巨资。那天我们很早就赶到西单电报大楼，只见大厅里人头攒动，沸反盈天。柜台里，百元大钞已经在地上堆起了三尺来高。远征手脚并用，爬进人堆，双手把厚厚一摞钱奉上，又接过手机，手脚并用地从人堆里爬出来。当初这个“二人专线”的号码我们现在依然在用，不过手机已经成老古董了，一直留在家里，舍不得扔。

这些年，家里经济条件好了，但我对物质的要求还是老样子。远征和我一样，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大概和我们都出生于部队大院有关系。从小，家中从桌椅板凳到粮油副食全是统一配给的，“钱”的用处并不明显。

远征哪里都好，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爱收拾屋子，而且是“相当不爱”。如果他一个人在家，家里一定乱得无处下脚。有一年我去片场探班，一进他的卫生间，当场晕倒。所有的瓶瓶罐罐，洗面奶、剃须水、摩丝……都光秃秃地敞在空气里，而那些大大小小的瓶盖则散落在各个犄角旮旯里。我啼笑皆非地问他：“用完以后把盖拧上很麻烦吗？”他却满不在乎，“下次用着方便啊。”

对于我们，幸福就在这些天长日久的琐事中。远征说，他只有一句座右铭：“日子是要一天天过的，过，就是一寸一寸地走。”

28. 我们的三个节日——梁丹妮

今年2月14日，有一位记者问我和远征怎么过情人节，大概是因为我们俩的“浪漫”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其实对于我们，真正浪漫而隆重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三个节日——他的生日，我的生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003年11月20日，我们结婚10周年，远征正在美国演《茶馆》，第二天才回北京。于是提前很久我就在想，怎样才能在他回家的时候，给他一点惊喜呢？

一天，我偶然看到一家路边小店的墙壁上装饰着彩色拉花，很漂亮，于是灵机一动，去了阜成门的万通小商品市场。那里的好东西真让人赏心悦目、童心大发，五颜六色的拉花、彩纸，温馨可爱的贺卡，形象各异的公仔娃娃……我边逛边挑，一转眼大半天就过去了。

回到家里，我开始大展拳脚，登高爬低地布置“新房”。《金粉世家》里有一个场景，金燕西把冷清秋带到一座城门边，高喊一声：“清秋，我爱你！”一个写着“清秋，我爱你”的大红条幅随即沿着城墙铺展下来。我也打算如法炮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