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一尺来高的声控小人儿，只要一拍巴掌，就开始“哇啦哇啦”地唱歌，一边唱歌一边自己脱上衣，上衣一脱，裤子也跟着掉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小人儿挺有意思，完全可以承担“迎宾表演”的任务。

当我挂好最后一条拉花，写好最后一张贺卡，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天。

远征回北京的那天晚上，我去机场接他。回到家，我用钥匙把门打开，却不让他进去，“先别开灯，别开灯！”

我站在门口，得意地一拍巴掌——小人开始“哇啦哇啦”地唱歌。可是奇怪，怎么手上没动作？我又一拍巴掌，小人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唱歌，气得我踢了它一脚，“怎么不脱裤子了？”

没关系，后面还有节目。我拉着远征进屋，把行李放下，然后跑到“标语”底下，一拽拉绳，“哗”的一下，卷着的红纸垂了下来，“欢迎回家，我爱你”赫然呈现在眼前。

远征简直目不暇给了。屋顶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纸，每个角落都摆放着鲜花。桌子上、沙发上、茶几上、窗台上，十几张贺卡占据了所有他能够看到、触到的地方，上面写满了我想对他说的话。远征当时一直傻呵呵地笑，什么也没说。直到后来有一次接受采访，他提到这个不同寻常的结婚纪念日，才说起他心里的温暖和幸福。

我喜欢舞文弄墨，远征讲话叫做“弄点儿小资情调”。而在我的“作品”中占据绝大部分的，是我给远征写的信。给他写信不是为了说事儿，而是表达我的情感。可能在很多人看来都不可思议，十几年的老夫老妻了，还有什么可表达的？但是和其他老夫老妻不同，我们两个都是演员，所以在这十几年中总是聚少离多，而我又一向感花伤月、睹物思人，常有倾泻不尽的情愫埋藏在心里，不写不快。

29. 写给老年——梁丹妮

一天，远征拍完戏回家，闷闷不乐，一个人坐沙发上犯了半天愣，冒出一句：“唉，还真是老了。”

我“扑哧”一下乐了，“哪儿老啊？不老啊！”

一边说，我一边上下打量他，“腰板儿倍儿直，肚子倍儿平，白头发一根儿不显，眼角纹一丝不露，耳不聋，眼不花……”

“还说呢，可不就是眼花了吗？”远征沮丧地打断我，又心怀侥幸地补充一句，“也说不定是最近累的。”

原来，白天在剧组里，一个工作人员拿了一份文件给远征看，他按“常规阅读距离”拿起来一看，看不清。哦，字太小了，那就拿近点儿吧，哪知更看不清了。这是怎么话说的？难不成是……再把文件拿远一些，果然对上焦了！

由此，远征一整天都挺郁闷。怎么说老就老呢？

说到这儿，远征突然冲我发起了脾气：“就怪你！”

“怎么怪我啊？我叫它花的？”

“就怪你老往它鼻子上架眼镜！”远征气呼呼地指着电视机上的一群玩具老虎。

“嘿，我今儿算见着‘不讲理’本人了。”我哭笑不得。

远征属虎，我们家里有好多大大小小的玩具老虎，尤其是电视机上，有个老虎窝，一只大的带着一窝小的。平时在家里开玩笑，我总说那只大老虎就是他，还从一个娃娃脸上拆下来一副小眼镜架在大老虎鼻子上。“显得有学问。”我说。

“这回你高兴了！你老公成天戴副老花镜，多有学问啊！”

“你还别不乐意，记得人家温德光是怎么说的吗？”我幸灾乐祸地提醒他。远征听我这么一提，愣了一下，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那是不久以前，远征在《烟壶》剧组里跟人闲聊。

远征端着一杯茶，抚今追昔，“入行那年我22岁，40多岁的演员在我眼里都是‘老同志’了，特爱听人家叫我‘小冯’、‘远征’，听着就年轻，有前途。现在，我突然发现除了濮存昕、杨立新几个‘老演员’，剧院里就数我最老了。人家十几二十岁的孩子都叫我‘冯老师’、‘冯哥’，他们是给我留面子呢，才没叫我叔叔。”

旁边站着的摄像温德光叉着腰、晃着腿，很不屑地说：“哼，你还以为你是小丫挺的呢，你早就变成老丫挺的了！”

大家本来还想跟着远征感慨两句，一听这个，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远征其实是不怕老的，他常说，北影厂宿舍大院里生活着很多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是最红的偶像，叱咤风云的人物，现在也一样过着平平凡凡的日子。总有一天，人们再也不记得冯远征是谁，走在大街上，再也没有人热情地跟我握手、合影，那时候，咱们俩就天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做一对最普通的老头儿老太太。 （完）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