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延安

小河弯弯，弯弯的河湾怀抱着一户农家，三间茅草小屋孤零零地斜躺在河堤上。屋前摆着一个小方凳，小方凳上摆着一把大茶壶，几个玻璃杯。屋前，齐屋檐搭着用麦秸编织的凉棚。屋后，一条斜斜窄窄的石级下达河水。这就是方圆六七里唯一的茶水站。

小屋的主人水秀，一个俊美的盲女。水秀真是水做的，水灵灵的瓜子脸，水汪汪的大眼睛，水一样滑的皮肤，水一样柔的心灵。1968年，她十岁，父母相继离她而去。   

水秀天天用手摸着斜斜窄窄的石级挪到河边，洗脸，刷牙，淘米，洗菜，洗衣，洗大茶壶和玻璃杯，拎水……回到小屋做饭，烧水，搬小方凳，摆大茶壶和玻璃杯，忙活着一天的工作生活。有人说她茶香水甜，她微笑；好心的大妈给她一把菜，她微笑说“谢谢”；慷慨的大伯丢给她半袋米，她不光微笑，还要逮着大伯硬把茶壶旁钱罐里的钱塞进大伯的口袋才撒手。然而一转身，好心的大伯们总是笑眯眯地将钱放回钱罐。憨厚的后生挑来一担柴，她一边微笑着倒茶水，一边拧一把白白的土布毛巾递给后生擦汗。小学生上学放学到茶水站喝水，她总是笑嘻嘻地一一给倒满，有的孩子没有钱甚至打破了玻璃杯，她还是微笑说：“割破手了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十八个花开花落，十八回草长莺飞。水秀摸着斜斜窄窄的石级由儿童长成少女，由少女长成大姑娘，又由大姑娘长成二十八岁的老姑娘。

前年，早春二月的一天，她像往常一样，起床后，摸着石级往返河边，洗漱，淘米，拎水，准备煮早饭，烧茶水。不料，薄冰使她脚一滑，跌入河里。她扑通了好久好久。大大的棉鞋踩进淤泥里，绊住了她的双脚。厚厚的棉裤灌满了水，拖住了她的双腿。笨笨的棉袄像一只癞皮狗，咬住了她的双手。东方，红红的朝阳挂在半空，看着水秀无力地挣扎，一点儿也不肯帮忙。这时，河堤上匆匆走来一个青年。他走到小河湾，没有看见熟悉的水秀，没有喝到往常那香喷喷的茶水。他急匆匆下了小河堤，闯进小茅屋，走进堂屋，转过厨房，迈过后门，沿着石级，冲下河岸，一把抱起奄奄一息的水秀。抱着水淋淋的水秀，他不知如何是好。这个二十四岁的山里汉子，扛得起一座大山，挑得动二十亩山地，抱得了九头水牛，面对怀中水淋淋的水秀，却手足无措。他匆匆忙忙把水秀放进被窝后，边跑边喊。喊来了前村的赵大妈，惊动了圩里的钱大爷，又请到后庄的孙大娘，还邀父母一道跨进小茅屋。匆匆的行客停下脚步，询问着，议论着，帮着忙。放学的孩子放下书包，端出小方凳，抱过大茶壶，放进绿绿的茶叶，冲进孙大娘烧好的开水，洗净玻璃杯白瓷碗，一一倒满茶水，恭恭敬敬地送到大家手上。

坐在堂屋中的青年——根山，这时竟呆呆地望着大家忙来忙去，闷闷傻笑。 突然，他挺直上身，站了起来。对所有在场的人木讷讷地说：“我要陪水秀过一辈子！”

父母坚决反对，“不可！”赵大妈默默微笑，钱大爷开怀大笑，孙大娘小声劝说，李老汉拈须点头。房里的水秀听到连连摆手。

“我未婚，她未嫁。有何不可？”根山就是根山，理由充分简单。“小河湾里的茶水站不开了，大家同意吗？ 水秀没人照顾，行吗？她比我大，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她！她眼瞎，我就是她的眼睛……”

一番话，斩钉截铁。父母无语，钱大爷、李老汉相互捶肩击掌，周大婶、吴阿姨哈哈大笑，小学生个个摇头晃脑，手舞足蹈。

第二天，小河湾里的茅屋里外有人刷了白灰。

第三天，茅屋里的家具洗刷一新；窄窄斜斜的石级铺平了铺宽了。

第四天晚上，小河湾成了当地的人民广场。汽油灯高高地挂在偌大的临时帐篷顶上，笑嘻嘻地闪烁着白光，灯芯哧哧地冒着火苗。孩子们花团锦簇，溜进洞房，蹿上河堤，嚼着花生，啃着水果，捏着上海知青赏发的稀罕。

月亮公公也耐不住寂寞了，睁开大大的眼睛，露出朗润的笑脸；风婆婆不请自来，送给新人许多的祝福和希望；清澈的河水打着漩涡，甜蜜地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