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考察的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仍然滞留在海外，不知所踪，领受“劝返”之命的人员无功而返。针对越来越多的官员出走现象，最高人民检察院探索出了“劝返”模式，而这一新模式在国内引起了民众的争议。（11月13日新华网）

引起争议是正常的，因为“劝返”模式实在有可议之处。出国考察的官员滞留海外不归，这明显是一种弃船行为，他们是切实感到了不安全，感到了某种威胁，而在寻求逃生。说面临引渡条约缺失的难题，“劝返”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这只能说明“劝返”是不能算办法的办法。“劝返”的实践证明，经苦口婆心，经好说歹说，有被劝归的官员，但人数少得可怜，与庞大的永远都“劝返”不回的那部分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劝返”所搭进去的社会成本可谓巨大，大到与其成效不成比例。

心中无鬼，官员不会外逃。不犯了事，官员不会外逃。不算计好，官员也不会外逃。外逃，对于这类官员而言是项艰难的选择，却也是不得不做的选择。他们都逃到了他们认为的安全之地，进入了“保险箱”，有人上嘴唇碰碰下嘴唇，一通话就想把他们说回来，是太小看这些外逃官员的能耐和手段。他们没有个人利害的权衡吗？未逃以前，他们还有什么没有想好？他们逃出去，是为了再讨价还价，有一天被“劝返”回来吗？未逃之前，这些官员都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劝别人的人，劝别人做好人，劝别人要爱自己的生养之地。但他们做出外逃的选择时，却一点都不犹豫，一点都不迟疑。他们一旦金蝉脱壳，就只有庆幸，只有暗自得意，把他们“劝返”回来，除非他们的智商出现了新的问题。

所谓的“劝返”模式，于法理上并无依据。它更像是一种想当然，更像是一厢情愿，它在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的一种无用功。“劝返”模式，它既劝不回几个已逃入“天堂”的官员，更难阻止想逃出去的官员继续外逃。“劝返”模式，根本就不能命名为一种模式，如果硬说成是一种模式，那也是一种基本上算是失败的模式。 今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