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制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目的是让官员出去开阔眼界，学习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按理说，有些官员出国考察是必要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但遗憾的是，目前官员出国考察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已变异成一种官员的福利或待遇，最终成为官员走向腐化歧途的一种诱导剂。”

“有些地方或单位，官员公费出国考察就是一种惯例的职级待遇，内涵中承载着很多工作表现奖励、休假等性质。”北京直属机关一位姓王的年轻公务员认为，“这些官员出国考察并非从工作需要出发，而是按级别安排，以致出现有些领导级别高的，没有明显工作需要，一年也出几次国。有些有工作需要的官员，因为级别不到或没有领导内定，想出去也没机会出去。”

“这种把出国考察变成旅游的做法，是一种公权滥用的具体表现。”政协北京市十届委员会副秘书长、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曾广宇对记者表示。

事实上，我国多数地方政府对官员出国考察都有相关规定，最明显的是指标化管理。比如“省部级官员每年可以两次出国考察，局处级官员每年可以一次出国考察”；“一年出国考察一次的，可以考察两个国家，时间不超过12天”，等等。

这种规定的本意，是用于控制政府官员出国考察，但现实中又往往演变成官员的福利或待遇。有些官员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为了出国，甚至不惜造假，把“考察”变成“国际丑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失控源于制度虚设

我国对官员公费出国考察有着严格规定，但记者调查发现，在这些规定面前，有些官员却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以考察名义变相出国旅游，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近年来出台不少规范官员出国考察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并没有抑制住官员出国考察热潮。”南开大学齐善鸿教授表示，“官员公费出国考察审批程序也过于简易、限制太过宽松，在源头就没有堵住，接下来的要组织部门同意、向纪检部门报告、经外事部门审批，也基本上就是走走形式。”

北京大学李成言教授指出，“现实中，很少见有关官员因违规公费出国考察被处罚。不用付出代价的违规行为，在再多的禁令面前，也必将畅通无阻。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出国考察已不是唯一的学习方法，要利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开拓学习外地经验的其他渠道，以堵塞部分官员出国考察的种种借口。即使对那些必要的出国考察，也应该严加管理。如果所有的地方官员公费出国都需经过严格的报批手续，其经费报销都要经过上级监察机关的审查，官员对公费出国考察也难免会权衡得失。”

“缺乏全过程的监督和约束，透明度不高，导致一些官员无所顾忌地拿公款频繁出国旅游。”北京某机关一位公务员告诉记者，“整个出国考察过程，暗箱操作的地方实在太多，包括出国考察人员的选择标准，考察目的、时间、路线、结果，别说外界，就是本部门，除几个领导，一般工作人员也不知详情。很多时候是官员出国考察回来，群众才知道，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代表和委员对官员违规出国考察现象提出批评。

不少受访专家认为，规范官员公费出国考察是政府自身管理改革的又一个重要切入点。如果政府不能从根子上找到公费出国考察存在的问题，且实行最严格的限制和管理，就难以扭转官员出国考察泛滥的局面。

“要加强对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监管，让出国考察与本职工作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效联系。”北京市合川律师事务所邹瑾律师建议。

“只有从制度上严格起来，才能给人以警示，断绝某些人想利用公费出国旅游的想法。”李成言教授建议：“第一，规范考察地点。凡是政府官员和公共财政支出经费的出国考察人员，在出国前一定要在政府网上公布出国人员名单、考察理由、程序安排以及时间地点。第二，规范考察人员。要根据考察的具体内容确定合适的考察人员，特别是一些专业性技术性的考察，应尽量多邀请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参加。只有让行家里手去考察，他们才知道需要看什么、学什么，考察后怎样干。第三，实行督查制度。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学习考察的督促检查，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严肃处理。”

张鸣教授建议完善监督机制：“应充分激活人大和媒体以及群众的监督作用，杜绝那些出国官员的上级暗箱操作或自由裁量，让官员出国考察回归透明和公正。”

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