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解放思想就是完全的文化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开放以后，我们后面的文化软实力没有很好地跟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贫困太久了，我们需要快速地在经济问题上、在开放的问题上取得很大的成果，我们没有太多的精力来关注文化领域，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文化转型显然是慢了。由于经济的发展，突然大家对文化产生需要了。大家回过头来对这个还没有转型的领域、正在非常苦恼的领域伸手要文化，所以说产生了很多狼狈的情景。

文化应该与经济风雨同舟

山西曾是中国现代银行家的乡下祖宅，一度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甚至创造了东方财富的奇迹。然而没有多少文化支撑的山西商人虽然创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行为，却没有得到文化界应有的肯定和支持，没有文化背景的钱财也很快就成了镜花水月。晋商的没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经济的文化命题，文化对经济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未来的中国，文化和经济是否能够风雨同舟？

主持人：看来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确实非常大，到底有多大呢？

余秋雨：那些晋商，乔家大院和其他好多大院的晋商，他们非常了不起，他们当时为整个明朝和清朝在边防的运输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就是贸易方式上来讲，他们也成了银行家。但是他们原来的道义文化不足以支撑货币流通的这个经济规模，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农村的道义文化，所以直到最后有好多问题就分不清楚了。他不知道现代经济学的观念，比如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总经理和董事长到底谁大？他们就闹得不得了。

龙永图：用一句标准的话讲，叫要用“制度文化”来规范他们。

余秋雨：在制度文化之前还需要一个文化，首先要肯定他们。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明代的时候，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也有一群农民银行家诞生了。但是他们造就了文艺复兴。那个家族叫美迪奇家族，一个非常豪华的家族，他们有钱，他们发现了达·芬奇，他们把十三岁的米开朗基罗拉到自己的学校里来读书。文艺复兴就是有一批企业家在资助着，否则你说那些文艺复兴的大师怎么可能自己花几年造座教堂？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造教堂是很麻烦的。还有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要搞一个大卫的雕塑，也需要很多钱，需要场地，都需要企业家资助。企业家也在这样的文化当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责任。所以欧洲就有了后面一系列的进步。

龙永图：我觉得我们在谈论文化的时候实际上和经济有很多的关联。

余秋雨：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 抱愧山西 》，说中国文人整天在想着我们的朝廷什么时候能兴旺起来，没想到从他们窗口走过的经商的骆驼队，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他们完全不屑一顾。这是中国文化的失职。

龙永图：我们觉得在打造中国软实力的时候，文化应该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这几年在国外建立的孔子学院越来越多，有那么多人开始学中文。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刻意地要求人家外国人学中文。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发达了，很多人都了解到，只要学会了中文，他们可以到中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在国外也可以找到一份和中国投资贸易有关系的工作。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是美国的一个教育部长说的：“学中文符合美国利益，学中文可以帮助我们开发美国人的大脑和智慧。”我还看到BBC的一篇文章说，讲中文同时要用两个大脑，讲英文只用其中一个大脑就可以了，所以对开发美国人和西方人的智慧，开发他们的大脑和思维有好处。对中文的热衷实际上就是国家软实力间接的一种体现。

余秋雨：我最近这几年反复到处传播，当时的长安是怎么样过日子的。长安真是很宽容，这个宽容造就了中国人的千年心态。尽管有的时候也很极端，但是我们有过一个长安，这个长安心态用一种非常复杂的隔代遗传的方式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所以中国人总体上说起来，尽管有的时候公德上不太注意，但是基本上比较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