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官员向冯保行贿，想谋得两淮盐运使这一肥缺。冯保便向张居正推荐这个人，张居正明知道那个人是贪官，也知道冯保收了他的贿赂，仍一口答应。这令他的精英团队大不理解。有人质问他：“你不是要反腐败吗？为什么还要重用一个腐败分子？”张居正说：“如果我用了一个贪官，换回来的代价是能惩治更多的贪官，这个人你用不用？必要时，宫府之间就得做点交易。”

明史学界有一种说法：万历新政的成功取决于三个人：一个是张居正，一个是皇帝生母李太后，还有一个是大太监冯保。可将这三个人称为权力铁三角。

这三个人，李太后代表的是皇权。因为当时皇帝小，入主乾清宫时，李太后作为他的监护人同时住了进去，在那期间几乎皇上所有的旨意都要经过她点头。张居正代表的是相位，是朝廷文官系统的一把手。用公司的架构来比喻，李太后行使的是董事长的权力，张居正行使的就是总经理的权力。这两个人之间的桥梁就是司礼监掌印冯保。

冯保有“笑面虎”之称。表面上笑呵呵的，内心却暗藏杀气。他有仇必报，又很贪财。但冯保也有一个优点，对内廷的掌故非常熟悉，对整个公文的制度也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够约束部下，顾全大局。在他执掌东厂期间，除了借王大臣案对高拱下毒手，几乎没有滥用职权、制造大冤案。

冯保的性格很复杂，如果张居正书生气十足，像海瑞那样疾恶如仇，则根本无法与冯保相处。一旦得罪了冯保，就会失掉和太后、皇帝联系的纽带。张居正知道这一层利害，因此对冯保多有迁就，甚至对他收受贿赂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点，曾引起很多人对他的诟病。但他不这样不行啊，单纯做好人，他可以不搭理冯保，与之划清界限。但要做一个好官，为朝廷和老百姓办点实事，他就不能这样了。

一个官员向冯保行贿，想谋得两淮盐运使这一肥缺。冯保便向张居正推荐这个人，张居正明知道那个人是贪官，也知道冯保收了他的贿赂，仍一口答应。这令他的精英团队大不理解。有人质问他：“你不是要反腐败吗？为什么还要重用一个腐败分子？”张居正说：“如果我用了一个贪官，换回来的代价是能惩治更多的贪官，这个人你用不用？必要时，宫府之间就得做点交易。”宫就是宫廷，大内；府就是内阁，内阁在明代称之为政府。在整个明代，宫府之间矛盾都比较突出。导致国家和老百姓都吃了很多苦头，甚至产生动荡。

张居正笼络冯保，并不是一味迁就，有时也采取牵制与约束的态度。大内的财政从来就是一本糊涂账。二十四监局个个都有敲诈勒索的渠道以及鲸吞公物的方便。太监作奸自盗，即使被人告发，外廷的司法机构也无权干涉。须得太监的自身机构内宫监或东厂处置。但这些机构常常缺乏秉公执法之人。因此，太监们的特权往往大于外廷的官员。京城各大寺庙道观的大施主，一般都是宫里头的朱衣太监。所谓朱衣，就是监局一级掌印太监穿衣的品级。

张居正上任后，很想治一治大内的种种不法行为，特别是财政的漏洞。但他知道这件事弄得不好，便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没有冯保的配合，他就是想整治也整治不了。张居正于是不只一次在太后与皇上的面前给冯保戴高帽，说他如何廉洁奉公，然后又让礼科给事中就内廷财政问题给皇上写了一封奏章，提出了管理的漏洞，要清查一下整个内廷的各种物品的库存，一一重新登记。凡被太监“借”走的，一律限期归还。皇上将此奏章送回内阁让张居正拟票。张居正拟票之前，找来冯保商议，冯保尽管不乐意外官插手内廷的事务，但认为张居正的态度友好，遂同意清理内廷财务。皇上批旨之后，内廷财务动了一次大手术。仅清回来的瓷器就有一万多件。经过这一次清理，内廷的开支节省了不少。

原来，内廷财政与国家财政虽然名义上是分开的，但皇上经常下旨到户部调钱。张居正上任后，坚持分灶吃饭。内廷的开支，包括皇上为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赏赐宫女等，一律由内廷供用库开支。国库的太仓银，只能用于官吏俸禄、水利建设、军费开支等。

供用库银子来源于哪儿？一是皇上庄田的收入，二是全国矿山开矿的收入。如果今天我们把所有的矿山收入划归皇室，那这个数字就大了。但在明代，开矿都是小打小闹，因此收入还不太多。国库太仓银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民间各种赋税。

在冯保的配合下，张居正完成了皇室与外廷财政上的分灶吃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实际上限制了皇室的权利，改家天下为国天下。这么大的改革措施得以落实，相比之下，满足一下冯保的那些小私欲，又算得了什么？

摘自《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