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元年(712年)，唐睿宗将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唐玄宗)，传位册命是贾曾起草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玄宗逃入蜀中，次年，太子李亨来到灵武，即帝位，玄宗派房玄龄到灵武加以册立，亦即予以正式承认。玄宗册立李亨为皇帝的册命是由贾曾的儿子贾至起草的。贾至打好草稿送给玄宗审核时，玄宗对他说：“先前先天诰命，是你父亲撰写的；现在这份册命，又由你负责起草，两朝传位盛典，都出自你家父子之手，真是少有的荣耀啊!”(《新唐书·贾至传》)

如此好事都让贾曾父子碰上了，只能说他们的运气特别好。五代十国时期的李昊，却是一个倒霉蛋，因为前后蜀两个朝代的投降诏书，都是由他一个人起草的。在四十年的时间内，前后蜀两个朝代便相继灭亡，而更有趣的是两个政权的投降表章都出自李昊一人之手，这种历史巧合未免也太令人感慨了。后蜀人也许是出于调侃，当天晚上，便有人在李昊家的门上写了“世修降表李家”六个大字，也就是说李家是世代撰写投降表章的人家(《续资治通鉴》卷四)，弄得李昊很没有面子，好长时间都抬不起头来。

沈一贯是在明神宗万历中后期出任内阁大学士的。此时的明神宗朱翊钧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欲望，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他派出大批亲信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刮民脂民膏。矿监税使对人民穷凶极恶的欺压和榨取，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终于铤而走险，群起反抗。鉴于各地民变蜂起及阁部大臣与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矿监税使已成众矢之的。而派遣矿监税使的决策者明神宗也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二月他一度病危时，在一个晚上紧急召见正在内阁值班的大学士沈一贯，除了嘱托他好生辅佐太子朱常洛做个好皇帝之外，还特别指示他起草文件，下令全国停止开矿征税。

明神宗说：“朕病得很重，请先生好好辅佐太子做个好皇帝。关于矿税之事，以前因为三殿两宫的工程未完，所以权宜采取。现在可以将矿税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并停办。所派遣的中官(宦官)一律召回。司法部门释放关押已久的犯人，因提意见和建议而受到处罚的官员，一律恢复原职。”说完，明神宗就上床休息了。得此谕旨，众大臣无不欣喜万分，都期望能够立即实行。

然而沈一贯等人的好梦只做到天亮，便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第二天，明神宗的病况有所好转，便对昨晚发出的谕旨十分后悔，于是接连派出二十多位宦官来内阁追取昨夜审定的那份文件，并传达自己新的最高指示：“释放犯人，恢复提建议的人的官职，都由你们办理；但矿税坚决不能废除。”大丈夫一言既出尚且驷马难追，一国之主的皇上怎么能够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视圣旨如同儿戏呢?沈一贯自然不愿交出这份文件。这可把那些宦官急坏了，他们对沈一贯进行围攻殴打，非要他交出文件不可。在经过一场几乎是全武行的搏击之后，身体几处负伤，脑门子也被打破流血的沈一贯才迫不得已交出了这份文件。

在历史上，政令时常更改，使人无所适从的现象虽说不少，但像明神宗这样，为了追还成命而派出大批宦官，不惜动用武力进行抢夺的事例还是难得一见的。明神宗这种近似病态和畸形心理的表现，真是令常人难以理喻。值班秘书撰写公文碰上这种郁闷之事，真是既晦气又无奈。我们只能这样理解：由于明神宗担心自己病重而不治，所以打算颁布善政祈求平安，第二天病况既然有所好转，那些“善言”也就大可不必实行了。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