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也就是想凑近了瞧瞧这个香港到底是个啥模样的……”

团长一下站了起来：“只是想瞧瞧？”

冯宁：“报告团首长，我就是觉得自己在部队天天哭着喊着要跟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可是一直也没见过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到底是个啥模样，觉得有点冤。就是想瞧那么一眼。觉得挺好玩的。”

团长关向民愣怔住了。

这时，火车响了汽笛。一些士兵围在虚开着的车门前，心情复杂地注视着那些拼命跟着列车在跑的孩子和老人。

连长本能地掏了一下自己的口袋。口袋是空的。他忙回头冲着车厢里吼：“谁还有吃的？都聋了？快！”战士们这才反应过来，有人递过来个玉米饼，有人递过来一小包饼干。冯宁再一次想起自己腰间的那一小袋炒米粉。用力一扯，把小米粉袋向车外扔去。玉米饼和饼干落到离小女孩不远的地方。而那一小袋炒米粉在空中被风一吹，便纷纷扬扬地飘洒开来。小女孩拣起玉米饼和饼干，满脸是泪地对着远去的列车不停地鞠着躬，嘴里不住地念叨着：“谢谢解放军叔叔……谢谢解放军叔叔……”

一八四团奉命向深圳宝安开拔的那个晚上，在广州军区大院里同样并不平静。司令员和政委接到省委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的通知，中央首长到南方视察，特别关注深圳宝安一带边民外逃的情况。当天晚上省委要向中央首长做这方面的专题汇报，省委书记钟灵请司令员和政委一起参加这个汇报会。司令员向军区作训部部长询问了一下目前一八四团到达的位置，又吩咐了：“通知一八四团，从现在开始，每两个小时报告一次沿途情况。到达深圳宝安以后，每隔一个小时报告一次当地情况。”

这时，军区政委已经在大楼前等着他了。

司令员个头不高，身板敦实，为人豪爽，向政委挥了挥手说道：“赶紧上车啊，钟书记来电话催咱们了。”

政委微微一笑道：“走，上我的车。”

司令员一笑道：“干吗要上你的车？”

也许因为身前身后还有一些随员跟着，政委没直接回答司令员的询问，只是笑笑道：“走吧走吧。”

等上了车，政委便神秘地压低了声音问司令员：“知道今天来听汇报的中央首长是谁么？”

司令员诡秘地打量了一下政委，食指在掌心写了个“邓”字。

政委眉毛一耸，一震道：“真是小平同志？”

司令员微笑着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两人便都沉默了下来。马上要面对邓小平同志，让这两位担负着指挥中国最重要战区之一重任的军政主官不能不感到一种特殊的兴奋，又感到异常的压力。

在省委书记钟灵的办公室里，为向小平同志汇报做准备，在一个很小范围内，专门召开了个会议，以汇总各方面的情况和数字。这时，会议已临近结束，办公厅的一个秘书匆匆走进来向钟书记报告，军区那边，司令员和政委已经出发。钟灵忙站了起来：“那好。我们也该过去了。”

那天的汇报，是在广州珠岛宾馆一号楼里进行的。

钟灵先大概地报告了这些年外逃的基本概况：“在深圳宝安一带，这二十年，具体地说，从五七年开始，后来又在六二年、七二年，多次发生这样的边民外逃事件，大批乡民、渔民外逃香港。迄今为止，这股逃港风一直没能得到有效制止。而且据情况报告，近期在深圳宝安一带还有可能发生这样的逃港事件。”

邓小平一直在非常注意地倾听着。

省委副书记宋梓南插话道：“多少年来，我们这里一直习惯性地把这一类事件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认为是由台湾国民党敌特分子和本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煽动组织所造成的。”

宋梓南突然把这个问题提到小平同志面前，让在场所有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都非常关切地看着邓小平。

出乎意料的是，邓小平并没有立刻作出反应，他只是默默地朝宋梓南看了一眼，略略地沉吟了一下，回过头来问钟灵：“这些年，前后一共跑了多少人？”

钟灵答道：“关于这个人数问题，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官方的统计，大约为十一万九千二百七十人次，真正跑到香港去的约有六万零一百多人。还有一种说法是民间的，那个人数，听起来就有点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