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梓南一下站了起来，他完全没有想到，老秦在这里会使用“先进”这两个字，他不解地追问：“比我们先进？你说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先进？”宋梓南这么一反问，倒让秦副书记自己也愣怔了一下，一时不知怎么往下说。过了一会儿，他十分激动地站了起来，在客厅里来回大步走了两圈，一下在宋梓南面前站了下来：“不是说他们全部都比我们先进。但是在某些方面，的确让我们很难想象……在最后形成的纪要里，我们的确用了这样的说法，我们在欧洲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的确确看到了比我们先进的东西。客观地说，有些地方，我们比他们已经落后了很多年。”

宋梓南一震：“比他们落后了很多年？”

秦副书记：“比如说，落后十年。有的地方可能还落后了二十年，甚至落后三十年五十年。”

宋梓南张大了嘴，完全呆住了。

第二天一早，宋梓南坐车去上班，刚走出宿舍楼的门洞，就看到有个人影在宿舍楼门前的林带里晃动。司机不敢大意，忙下车来，赶过去保护宋梓南。

没料想，那个“人影”却大大方方地向宋梓南走了过来。

“唐大记者啊，一早在这儿转悠啥呢？”原来宋梓南认出这个“不速之客”竟然是人民日报驻广州记者站的大记者唐惠年。

唐惠年犹豫了一下：“能在这儿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我这件事，不能上办公室谈。”

回到宋家的客厅里，唐惠年说：“宋书记，您知道上头这回紧急召您进京，是为什么吗？”

宋梓南答道：“不知道啊。你们记者站通天，得到什么消息了？中央最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

唐惠年微微地一笑：“还是宋书记英明。”

这时，宋梓南的爱人顾亭云端着两碗馄饨走进客厅来。

宋梓南对唐惠年做了个“有请”的手势，然后自己先去端起一碗馄饨说道：“来来来，咱们边吃边说。”

唐惠年一边去端馄饨，一边说道：“用民间一些知识分子的说法来说，眼下中央正在下大力气解决下一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寻找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宋梓南问：“这跟紧急召我进京有何关系？”

唐惠年应道：“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中央正在组织一些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出国考察，目的在于拓展眼界，了解当下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现状，以便我们在制订战略转移方针时有所参考和借鉴。这一回可能轮到您了。”

宋梓南忙应道：“你唐大记者一大早来堵我门，不会只是来告诉我这么一档事吧？有事就快说，否则，我们真没时间聊了。”

唐惠年忙放下碗说道：“好，那就进入正题。最近我秘密到深圳宝安走了一圈，还秘密去了一次香港。对历年来边民逃港事件做了一次深入调查。”

“谁给的任务？”

“对不起，暂时还不能向您透露这张底牌。”

“还挺鬼呢？那么，对于你的这次任务，我可以问些什么？你想告诉我一些什么？”

“除了这张底牌外，您什么都可以问，比如为什么这么些年会有这么多人往香港跑？通过调查，我究竟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等等，等等。”

“这个问题，邓副主席前不久来我们省视察时，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大批边民外逃就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有问题。”

“但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的有些领导，对这个说法不一定买账啊。”

“那你调查后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唐惠年很郑重地从随身带着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书面报告递给宋梓南。

宋梓南皱了一下眉头，说：“这会儿工夫，我哪有时间看你这洋洋万言的大部头著作？直截了当地说，你的结论？”

“我只说两个数字，一个情况。这两个数字是，我们宝安县一个农民一个劳动日，少则只值七毛钱，最多，也只到一元二毛钱左右，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是六十到七十港币。我们深圳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万三千元，两者均相差一百倍。一个情况是，香港那边原本没有什么罗芳村，它那边的罗芳村的居民全部是我深圳罗芳村跑过去的。换一句话，这些农民，在跑到香港去以后，收入比跑过去以前整整提高了一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