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来

提起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稍有点古文功底的人便能倒背如流，尤其是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更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推崇膜拜并身体力行的座右铭，千百年间传唱不衰。然而，范文正公的这篇千古佳作到底写于何地，却鲜有人知。

很多人望文生义，想当然地以为《岳阳楼记》写于岳阳，其实大相径庭，河南邓州的花洲书院，才是《岳阳楼记》如假包换的诞生地。

乍提花洲书院，也许知其名者并不甚多，因为它毕竟没有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等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声名显赫。

范仲淹原系江苏吴县人，两岁丧父。四岁时，因家境贫寒，其母为生活所迫，带着他远适他人。范仲淹少有大志，常慨然以“利泽生民”为己任，入仕后，曾多次为民请命，累官至参知政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由于其主持的“庆历新政”失败，悲愤之余，乃上书自请守邓，次年，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身份来到邓州任上。以堂堂副宰相之才智治理邓州，恰如老子所言“如烹小鲜尔”。范仲淹在邓州任上大显身手，把自己满腔的政治抱负和改革热情奉献给了邓州父老。他重教化，轻刑罚，废苛税，倡农桑，而且每年还要亲自带领百姓造井耕田，引水植禾，为子民树立楷模。不消数年，邓州境内即政平讼理，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他在诗中这样写道：“庭中无事吏归早，野外有歌民意丰。”范仲淹对邓州表现出了深深的留恋之意，曾写诗自况，“卧龙乡曲多贤达，愿与逍遥九老中。”

一年后，朝廷命范仲淹移守荆州，而邓州百姓因感其恩德，绵延数里，跪道挽留。范仲淹为民情所动，遂上书皇帝，恳请继续留邓，皇帝知其心意已决，只好应允。

公余之暇，范仲淹多饮酒览胜或讲学会友。“七里河边带月归，百花洲上啸生风”，“主人高歌客大醉，百花洲里夜忘归”，和朋友们在一起，范仲淹一反平日刻板严肃的模样，或击鼓高歌，或迎风长啸，颇有放浪形骸忽忽若狂之态。不久，范仲淹看中邓州城东南隅前任谢绛修建后又废弃的“百花洲”，其清幽怡人的松溪芳堵，令他思绪万千，“南阳有绝胜，城下百花洲，谢公创危亭，屹立高城头。尽览洲中秀，历历销人忧。作诗刻金石，意垂千载秋。我来亭早坏，何以待英游。”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范仲淹对百花洲进行了重新整治和修建，以崭新面貌出现在百花洲的览秀亭巍峨高耸，春风阁伟岸壮观。范仲淹又在风光旖旎的百花洲畔创建了春风堂。饱经忧患的范公终于有了一个实现梦想的家园，得以安抚那颗受伤的心灵。在百花洲上，范仲淹与民同乐——牡丹园里看花开花落，春风阁内以文会友，览秀亭临风放歌。范仲淹知邓期间，还在百花洲旁建起一座书院，常于书院内执经讲学，为广大学子传道授业解惑。书院内，讲经者娓娓道来，听课者如沐春风，其情其景，诚可感人。这座书院，便是如今的花洲书院。

当初与范仲淹一同贬官的，还有其挚友滕子京。滕子京贬官岳阳后，重修了江南名楼——岳阳楼。新楼落成，滕子京想：自古人以地名，地以人显，若想岳阳楼从此天下扬名，必须有一位雄才巨卿者为之作记方可。那么究竟谁能堪此重任呢？他立即想到了范仲淹，遂派特使千里迢迢寄信范仲淹，恳请其为岳阳楼作记。范仲淹接到滕子京寄来的《求记书》和《洞庭秋晚图》后，也不推辞，开始对照岳阳楼文图，反复揣摩，酿酝文稿。

庆历六年九月十五，秋高气爽，清风徐来。范仲淹于一片宁谧宜人的氛围中，端坐于花洲书院的春风堂前，凝神端详着案前的笔砚。但见他稍思片刻，便挥起如椽大笔，运腕如风。一时间，风雷动，鬼神惊，四海波涌。稍顷，但见风止雨歇，秋光潋滟，一篇绝代奇文横空出世。这便是纵贯古今、力透纸背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全文360余字，字字如玑珠，句句含余香，文情并茂，气势磅礴，常使后代文人高山仰止，望而却步。岳阳楼因了《岳阳楼记》，从此成为天下文人雅士凭吊景仰的一处文化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