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己住的房间里，宋梓南马上给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可是，一直到今天上午，居然连这位唐记者的人都还没找到，更别说拿到那份调查报告了。

这时，唐惠年正在街头一家很小的打字文印社里忙活着哩。他想直接通过新华社的内参，把这些所见所闻和思考结果“直达天庭”。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希望能早一点让中央得知他的调查所得，另一方面，也是不想连累走正常程序的过程中必然要牵扯到的其他同志。所以，在离开宋家的时候，他悄悄地取走了报告，然后又做出了个大胆的安排，他要找个地方，秘密地把这份调查报告一式三份地打印出来。一份留在家里存底，万一出事了，也可据此向历史有个交代。一份按组织手续，呈报记者站领导。最后一份，他要带到北京去，直接找新华社内参组，还是要争取让它“直达天庭”，以求一逞……

这一家街头文印社实在也是小得可怜，总共只有两台老式的拣字式的打字机，两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埋头在昏暗的灯光下，“啪嗒啪嗒”地打着字。另外两个人在使用一架同样是老旧的推筒式油印机在油印。为了保密，窗户上蒙上了一层很厚的窗帘。

那两个打字的女孩终于打完了最后一页，几乎要瘫在椅子上了。一个文印社负责人模样的男人忙接过这一页蜡纸，把它夹到油印机上。唐惠年则开始去收集那些印过了的蜡纸和印废了的纸页，把它们一一放进一个旧铁桶里，点燃后烧了。他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回到记者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的三点多钟了。最后装订还花了一个来小时。他夹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一走进记者站，记者站站长就赶紧迎了上去，急问：“老天爷，省委办公厅的人一个劲儿地在找你哩！出啥事了？”

唐惠年拉着站长进了里边那个办公室。然后他就从包里取出一份打印稿放到站长面前：“我要亲自去一趟北京。我谁也不连累，自己去找新华社内参组的同志。”

“你还是先去找一下宋书记的秘书。宋书记到北京以后，一直派人来找你，他肯定是到北京后得到了什么新的消息，想对你说些什么。”站长老有经验地替唐惠年分析道。

“这份调查报告，我一共只打印了三份。给您一份，证明我唐惠年不是在搞阴谋。一份给新华社内参组——当然，前提是他们愿意接受这篇稿子。另外一份，留在我老婆那儿，万一将来出事了，我得据此告诉后来人，唐惠年是因为什么出事的。我得像卡斯特罗当年那样，在法庭上大叫一声：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你为什么不先去找找宋书记，然后再决定你下一步的行动？老唐，你是一个老同志，老记者了，政治上比较成熟……”

“站长同志，如果早两个月，听您这么夸奖我，我会十分得意。但今天，我真的觉得是在批评和挖苦我。这次我秘密去深圳宝安香港调查，我才觉悟到，我们过去的那种成熟，实际上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作为一个记者，我有责任把这种震撼传达给同样应该受到这种震撼的人。我只是想让我们的中央领导，我们的党，知道这些真实情况。无论是作为一个记者，还是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都应该对他们说一点真话。”

宋梓南是第二天上午接到省委办公厅打来的电话，了解到唐惠年已经动身去北京了，随身还带着那份调查报告的打印件。

唐惠年一到北京，就直接去了坐落在象来街上的新华社总部，找到了内参组的组长老白，并且把那份打印件递给了他，并大略地讲了讲内容概要。老白然后就闷下头，沉思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话：“我先拿回去看一看。我会很快看的。看完了就会给你一个答复。不过，你别太急。”

当天晚上，唐惠年没有等到答复。第二天上午一直等到十点左右，还是没答复。唐惠年刚要打电话过去询问，白组长的电话打到他住的招待所里来了，让唐惠年马上去社里。

等唐惠年赶到新华社内参组，白组长却啥话也没跟唐惠年说，径直把唐惠年带到了著名的牛街，一家清真馆子里。这儿离新华社本部不远也不近。十一点钟，馆子里特别清静。餐馆的老主任一见他就立刻把他俩带到里头一个小间里，安顿他俩坐下。 

白组长道：“你的调查报告我反复看了。”

唐惠年忙问：“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