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

我居异乡多年，尽管有时忆及家乡好友、往年旧事，但最常念及的，还是我旧居中的藏书。由于多年未能定居，自1997年离开家乡，那些书便与我长期分居，终年寂寞地留守在旧居的书房中。而每当我写作时欲参考某书，或想起某书中的一些内容、段落，欲加查阅引用，而那本书却在远隔千里的书房里，我便忆起那些藏书，且怅然叹息：人书不知何日才能团聚。

我非藏书家，只因书乃平生之所爱，又好文墨，且以此为业，研读佳作，博采众长，有赖于书，撰写长著，广为参考，也有赖于书，因此，买书，便成了我的一大嗜好，或曰工作必须。我结婚时，置一小书橱，书不过数十本，摆不满两档。后来每到南京、上海等地出差或探亲，必逛书店，逛书店必购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而家乡的书店，更是我藏书的主要来源。如此东买几本，西购一包，采集数年，藏书渐丰。小书橱装满，又添置大书橱，后来大橱也书满为患，又将杂物柜、鞋橱、壁橱腾空，用来放书，有些书实在无处安置，不得不将它们放入纸箱，令其勉从床下暂栖身。

藏书丰富，乃是乐事。遗憾的是，随着书的增多，藏而未读之书也越来越多。当初书少，每本皆读，从不漏过，但后来不断购进新书，一书尚未读完，又添一批，日积月累，未读之书渐多于读过之书。不过，那时我尚年轻，只觉来日方长，终有把藏书读完之时。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且忙于写作，读书渐少，加上新书仍在不断增加，方知为不可能之事。2004年初，我拟到南京定居，把在北京的十余箱书全部托运至南京，后来改变主意，回家乡暂居，又把那些书运到凤阳。为将两地书重新整理安放，把朋友家两个闲置的大书橱搬来。我整理时发现，家中的藏书竟有许多买回十几二十几年未曾读过，即使在北京买的书，也有不少未曾展卷，不禁望书兴叹：这些藏书，我今生是不可能看完了！

兴叹之余，忽想起袁枚的《黄生借书说》，此文有言：“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藏书为何不能读？袁枚解释说：“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回忆我当年靠借书读时，为了按时归还，常常夜以继日，抓紧阅读，且手抄笔录，集有读书笔记数本。而书一买来，成为己物，便觉得可以暂且搁置，以后再读，然而以后复以后，终于忘之一旁，使其永居“冷宫”。看着那许多未曾读过的书，抱憾之余，只得以“藏书或为阅读，或为备考，未必尽读之”自慰。

也许是年事渐高，近来忽然关心起这些藏书日后的命运来。老婆不读书，女儿不喜文，这些藏书将来很可能被她们当作废品卖掉。一作此想，不免忧从中来。近读孙犁散文，发现先生也有些忧，他在《谈死》一文中说：“书，这种东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如果后代并不用它，它就是闲物，而且很占地方。”并关照他的儿子：书不要卖，卖不了多少钱，要捐献给图书馆，但又担心图书馆不负责任，把书糟蹋了；捐给北京文学馆，又担心自己的书不够收藏的规格（这当然是自谦）。并在《告别》一文中叹曰：“我意识到，我不久就会同它们（书）告别了。我的命运是注定了。但它们各自的命运，我是不能预知，也不能担保的。”眷恋之情，尽在言表。我又想起巴金捐给图书馆的书流落在地摊上的报道，心想大师的书命运如此，似我这样的草民，书的命运将来恐怕更惨。

然而，我又笑自己，这些胡思乱想，纯属多虑，人死万物皆抛，遑论藏书？活着时，得以爱其所爱，喜其所喜，便是大快乐。何况书不但为我所爱，更为我所需，只要不是老得不能出门，遇到可意、当买之书，我仍要买之藏之。这些书以后即使沦落于地摊，星散于四方，也算我为社会作贡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