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组长从牛皮纸信封里取出调查报告，翻到一个事先折了页的地方，低声地朗读起来：“你听听这一段：‘应该在深圳边境一带，也就是东起大鹏湾，西至蛇口，南起深圳河，北到樟木头这一区域里，设立一个特别政策优惠区。在这个优惠区里，取消统购统销，取消一切票证，解散人民公社，退回到互助组，免除一切赋税，给农民以自主权，自由买卖，自谋生路，争取能够推行和香港相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他放下报告，定定地打量了一会儿唐惠年，然后慢慢地问：“你，唐惠年，还要中央推行和香港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

唐惠年：“我说说我的真实想法。这些年你们这些人在上头待的时间太长了。如果你们真正沉到下边，你们就会跟我一样明白，我们这些人如果仍然闭着眼睛对现有的一切唱赞歌，就是对我们这个党最大的不忠。”

白组长：“我没有否定你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但你是个老记者了，应该懂得，真实性是要服从党性的。否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唐惠年：“但是……”

白组长：“我们在这儿不要辩论。现在重要的是找到一个结合点，能兼顾到真实性和党性原则。”白组长从牛皮纸信封里掏出一些放大了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拍摄的是：一些淹死的偷渡者尸首漂浮在海面上。一个老村民悲哀地在挖坑掩埋这些尸首。空空荡荡的村子里，一个瘦弱干瘪的老妇人悲哀地仰望着阴沉沉的远方……）他把照片放在唐惠年面前：“你再看看你拍的这些照片，如果我们把这份调查报告和这些照片发在内参上，只要有一位中央领导看了这份内参以后说上这样一句话：这个人民日报记者到底在想控诉谁？在替谁说话？你的下场就很难预料。不光是你，可能我这个发你这个材料的内参组长的下场也就……”

唐惠年默默地拿起那些照片：“可是……可是我觉得……现在太需要让中央的领导知道这些底层的情况了。”

白组长：“十六七年前，你们人民日报也有一个记者，叫连云山的，你认识不认识？他同样对当时的逃港问题做了一次秘密调查，同样提了你提的这些建议，希望能在深圳宝安一带建立一个特别优惠区，实行适度的开放政策，同样找到我，要求通过内参把这个情况报给中央主要领导。当时我也这么劝他来着。但这个连云山跟你一样固执顽强，坚持要我把他的调查报告发在内参上。那时候，他还没有拍这样的照片，更没有要求我把这样的照片也发在内参上。当时我们特别谨慎，只是以清样的形式报呈个别政治局领导。”

唐惠年：“清样？”

白组长：“对。这是我们内参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对于一些需要特别重大，需要特别控制呈阅范围的稿件，我们以‘清样’的形式印出来，只报呈相关的中央领导。当时连云山这份报告就送给一位政治局委员。先看看他的反应怎么样，再决定送不送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清样送上去以后，一直等了半年，没有一点反应。后来才知道，是政治局的一个领导，也是当时你们广东省省委的一位领导……”

唐惠年：“陶铸同志？”

白组长点了点头：“对，是陶铸同志替他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记者的建议虽然是荒唐的，但他反映的情况还是符合实际的，算是保了他一下。否则的话，连云山的下场真的也是很难设想的。”

唐惠年一下激动起来：“那好啊，以当时那个政治情况，他都没受处分，今天，打倒了‘四人帮’，中央要改革的愿望又非常强烈，就更不会把我这样的人做什么处理了。”

白组长：“但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认识是不是已经都很一致了？你再看看你自己在这里所写的‘推行和香港相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你简直就是在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嘛。我的老唐同志，给你戴这顶帽子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啊！”

唐惠年呆呆地不做声了。他呆坐着，慢慢低下头去注视自己那些黑白照片，此刻似乎也觉得有一点“触目惊心”了。

白组长说了一句：“老唐啊，你再慎重考虑考虑，再把你的决定通知我。行不？”就走了。于是在北京这条著名的牛街上的一家不知名的清真小饭馆的小包间里，只剩下唐惠年一个人，他苦笑了一下，摇摇晃晃地向门口走去。

唐惠年在街旁的槐树下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见一辆加长的六路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并在前方五六十米处停了下来。唐惠年便赶紧跑了过去。

白组长回到办公室，组里当值的一个同志告诉他：“有人找你。好像挺急的。已经打了不止一个电话来找了。一再说，请您务必给他回个电话。从留下的电话号码看，是从京西宾馆打出来的。说不定还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