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组长一震，忙去拨电话。

给白组长打电话的是宋梓南的秘书小马。从白组长那儿得到唐惠年的下落后，宋梓南马上赶到钟灵的房间里，向书记报告道：“找到那个唐大记者的下落了。据新华社内参组的同志说，他已经到北京找过他们内参组。但后来，突然改变了主意，准备带着所有的文稿和照片，要回广州去。”

钟灵放下手里正在批阅的文件，问：“哦，走了吗？”

宋梓南说道：“估计还没走。我已经让省驻京办赶紧派人去火车站和机场去截他了。”

驻京办的同志兵分三路，一路去首都机场，一路去北京站，第三路则去那个招待所再核实一下，唐记者是否已经退房离去。去机场和车站的两路人马始终也没有找到这个唐大记者。去火车站的同志查找到了当天开往广州的那趟车次，进了站台找，也没找到。其实当时唐惠年确实上了趟开往广州的火车。驻京办的同志之所以没能找到他，是因为，他躺在某节卧铺车厢的一个中铺上，在闷闷不乐地翻看一本《红旗》杂志。当驻京办的那两个女同志举着木牌走到这一节车厢的车窗前，向车厢里张望的时候，唐惠年用杂志盖住自己的脸，已经晕晕地睡着了。双方都不可能看到对方。

到机场去“拦截”唐惠年的同志遭遇似乎也不比她们好到哪儿。那个年代，乘飞机的和管理飞机的似乎都是具有特殊身份的“高等华人”，再加上机票十分紧俏，所以民航方面的工作人员自我感觉特别好，常常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当驻京办的同志第二遍求他们再查找一下名单时，他们已经表现得非常不耐烦了：“今天从北京飞广州，一共就这一个航班。全部旅客名单都在这儿。你们还要我们怎么查？”

省驻京办的同志谦和地说道：“能让我们自己来查看一下吗？”

民航票务处的工作人员冷冷一笑道：“你们自己查？那不行！你们应该知道，目前允许乘坐我们民航班机的都是各方面担负重要任务的工作同志或领导干部。因此，航班旅客名单和他们的去向，是绝对保密的。你们有公安局或其他内卫部门开的特许证明吗？”

省驻京办的同志：“没有……”

对方立即站了起来，一边合上了旅客名册，一边做了个送客的手势，说：“那只能对不起了。”就要让驻京办的同志走人了。

后来还是去火车站“拦截”的同志，情急之下，找到列车长，搬出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广东省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需要找到这个记者”这样的理由，列车长才觉得事情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便立刻让播音员播出了这样一条通知：“现在广播紧急寻人，现在广播紧急寻人。哪位叫唐惠年的旅客注意了，哪位叫唐惠年的旅客注意了，请你听到广播后，立即到七号车厢列车广播室来；听到广播后，请你立即到七号车厢列车广播室来。”这才惊起了昏昏沉沉睡着的唐惠年。

根据中央的安排，由率领中共党政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访问的谷牧等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介绍他们考察的所见所闻。宋梓南饶有兴趣地赶了去。但没听多大一会儿，他便发现，钟灵和省里好几位一起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却都没在会堂里。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宋梓南猜测道，“什么事，会跟其他所有的省领导有关，偏偏跟我没有关系呢？”正为此感到疑惑时，钟书记的秘书老夏悄悄走进会场，走到宋梓南的身旁，低声对他说：“钟书记请您马上到他那儿去一下。”看来，省里的确出了什么重大的事。宋梓南立即起身跟着老夏，悄悄往外走去了。

走出怀仁堂，汽车直接把宋梓南拉到京西宾馆。

钟灵笑着对宋梓南说：“就缺你一个人了。快请坐。刚得到通知，中央主要领导，包括小平同志和叶帅，对我们省委那个‘全国改革，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想法很感兴趣，让我们马上到他们那儿去做一次详细汇报。那个唐记者找到没有？”

宋梓南应道：“还在找。我马上再给省驻京办打个电话，让他们赶快再想想办法。”

然后，钟灵就带着省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人马，赶往西山，去见叶帅。

一见面，叶帅就问：“广东先行一步的理由和条件是什么？”

钟灵：“理由就是一个：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必须赶快把经济搞上去。这句话是您叶帅说的嘛。说到条件，全国各省有的，我们都有，但是我这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那就是我们紧邻香港和澳门。我们只要开开窗，南风就吹进来了。”

叶剑英默默笑了一下道：“你们这扇‘南风窗’也不是可以随意开得的哦。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