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领导默不作声。

余涛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老部长，说实话，是否给我平反还不是最重要的，您不给我平反，我也在香港干着，可是，现在仍然有人拿所谓的历史问题来整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那位老领导：“余涛，你的问题，我只能跟你说，关键不在我们部里。当然，你的事情拖了这么久，我们部党组有一定的责任。我也代表部党组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复查你的案子，尽快给你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你的案子，还牵涉到当年华南抗战游击队和所谓的地方党问题，这里涉及一系列的错案、冤案和假案，涉及许多个同志。这些同志又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个部门。不是我们一个部，就能率先对其中某一个人进行结案的。再加上，当年康生又插了一手，事情就更加复杂难办。所以，如果有可能，你作为当事人之一，给更高一层的权威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作为一级组织，也向他们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双管齐下，一起努力，争取让它早一天得到解决。行不？”

对方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余涛当然就无话可说了。

回到家，余涛走进了书房，要给“更高的一层的权威部门”写一份申述。他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做一次自我申述，申述自己是忠于这个党，这个理想，这个伟大的事业的。几十年来，他以为自己不用再做这样的申述了，因为自己早就用自己的一生对此做了最无需辩驳的铁证了，但是……但是他今天还得这样写道：“尊敬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同志：我是港澳工委常委、航委书记，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余涛……”

傍晚。深圳老街。雨后的深圳老街，不只是泥泞，不只是坑洼不平。两辆旧上海牌轿车后头跟着一辆130小货车的车厢里满满腾腾装载着一些办公桌椅和文件柜。在其中一辆上海牌轿车的副驾驶座上坐着宋梓南。

不一会儿，车子开到一家小旅馆门前停了下来。

一个干部说：“这是咱们镇上唯一的一家旅馆。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前，我们打算，把市委市政府的办事机构，临时就放在这儿了。”

宋梓南没做声，一猫身，下车去了。一群都挺年轻的干部赶紧跳下车，也走进了小旅馆。

在二楼幽暗的走廊两旁，房间门上已经挂上了一个个小木牌，分别写着“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财务办”“组宣办”“基建办”“计划办”……最后他们走到一间门上挂着“书记办公室”木牌的房间门前，停了下来。

那个干部对宋梓南说：“这是您的办公室。很不好意思啦，暂时只能先这么凑合一下了。”

宋梓南带着这一行人走进这个“书记办公室”，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开，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走到窗前，他注目凝视窗外的小镇。

过了一会儿，对那些年轻干部说道：“别都傻站着了，都来看一眼……”

那些年轻干部便应声都拥到窗前，向外看去。

宋梓南故意问道：“都看到些啥了？想到些啥了？”

大部分年轻的同志都面面相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一个中年干部说：“一座伟大城市的蓝图，想到的是，未来将从这儿出发。”

宋梓南回过头来很感兴趣地打量了那个中年干部一眼：“哦，你小子倒是可以当宣传部长啊。”

那个中年干部：“不好意思，我就是被派来担任我们深圳市委宣传部长的。”

宋梓南走过去深情地搂了那个中年干部一下：“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黄部长，听说你来了，但还没见到你。刚才你说得好。说得非常好啊，一座伟大的城市，将从这儿出发！”

这时，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宋梓南回过头来打量了一下这个小旅馆，突然想起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问那个带路的当地干部：“市委市政府占了这唯一的旅馆，来往旅客住哪里？”

那个干部说：“那，不好意思啦，暂时就没地方住了。”

宋梓南指着那小旅馆，斩钉截铁地对这个干部说：“立即把市委市政府所有办事机构从这个小旅馆里给我搬出来。”

宋梓南又转身对小马说：“你马上给我给省基建办陈主任打电话，请他支援一下，连夜给我发十五套简易板房过来。”

小马问那个当地干部：“哪儿可以打长途电话？”

那个干部犹豫了一下：“邮电局呗。可邮电局这会儿早下班了。这儿要个长途特别艰难。没有一两个、两三个小时，你别想要通长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