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杭州等城市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被商务部领导评价为“是在特殊的条件下采取的特殊办法，是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日前又传来消息，杭州市正考虑从市领导工资福利中切出10%，以消费券形式发放，此举还有可能推广到杭州市所有公务员中。

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政府应当有非常作为，但并非意味着政府可以随意而为。权力是有边界的，在拉动内需的作为上也当如此。如果说给弱势人群发放消费券在权力边界之内，那么，以消费券形式支付公务员工资福利则会带来越界之议。

获得以货币形式支付的报酬，自由支配劳动报酬，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杭州市领导自己“侵”自己的权，可视为权利的主动让度，推及所有领导干部，也可以说是一种群体的倡议与响应，甚至可以作为领导干部队伍内部的规约，但如果要准备扩大到全体公务员，就会面临逻辑上的问题，因为普通公务员是一种普通的工薪岗位，带有命令性的工薪办法改变，可能损害其报酬权利。

权力边界意识淡漠，权力行使“过界”，这是我们深感忧虑的。因为有良好愿望、初衷，权力“过界”了却不自知，类似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一些地方的高污染项目，在地方政府保增长的背景下得以开工；一些扰民商业门点，据说可以增加就业，被允许在居民区内扎根。还有地方政府公开主张，“变通”执行有关劳动法条款。

我们致力于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不是权益之计，而是战略，是方向。拉动消费，确保增长，必须与建设法治政府的大目标结合起来，政府应在法治前提下作为，而不能越过法律许可的边界，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获得“法外治权”。在法治与民主政治的框架下，救市方案经过各方折冲，可以达成广泛共识。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也是制衡权力、权衡利弊的过程，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

拉动内需，确保增长，是各级政府当务之急。经济增长是手段，政治文明、社会进步是我们的目标，拉动消费，确保增长，应当与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并行不悖，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在救市的背景下，政府在积极作为的同时，仍然必须厘清政府职能，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这里，有必要厘清“强势政府”这个概念。危急关头，容易出现所谓强势政府，也有很多给强势政府的掌声与喝彩。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强势政府，从历史的选择和方向来看，遵循法治与民主原则，在人民监督与制衡之下，同时仍有积极作为的强势政府，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