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从香港打过来的。打电话的是蛇口工业园区随余涛一起去香港办事的另一位领导：“我们和余董还在香港。你们马上给蛇口工业园区办公室传个话，说我们这就往回赶，让指挥部所有人员都别走，余董他有重要的话要跟大家说。”因为香港和深圳蛇口还不通电话，他只得把电话先打到广州，让广州方面的同志去转告。

不一会儿，那个领导打完电话回到车里，长叹了一口气对余涛说：“总算打完了。这叫什么事嘛，每一回都得先把电话打到广州，再让广州传话给蛇口太耽误事了。你得跟市里的领导好好说叨说叨，赶紧想想办法吧。市里要没招解决这个问题，就让我们蛇口自己来解决！”

对这个“我们蛇口自己来解决”的提议，余涛没做任何反应。蛇口和深圳市的关系向来比较微妙。从行政隶属关系来说，蛇口自然属深圳市管辖。但是，作为中央改革开放的另一个试行区域，蛇口又具有它很大的独立性。为此，在中央的默许下，它和深圳同样享有某种“特殊政策”。有些事情，它是可以不经“直属领导”深圳市的批准就去做的。但到底哪些事情蛇口是可以“斩而不奏”，或“先斩后奏”，哪些事情是必须“奏然后才可斩”，省里和中央也不是划分的规定的十分明确，更多的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规定。

一路上还算顺利。余涛等人回到工业园区临时指挥部，那儿已经按余涛的指示，集合好所有该集合来的人了。

很快，余涛等人大步走了进来。几乎所有人都起立迎候了。

余涛习惯性地随手把自己面前的墨水瓶、笔插、台历等小玩意儿摆放得更整齐一些，然后说道：“紧急召集你们开个会，要跟大家说一点今天去香港的感受。你们都知道，我们在香港买了个楼。今天下午去交定金，没想到，那个香港老板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起码可以说是给我上了很生动的一课。中午没动身前，我们一直很纳闷，今天是周末了，那位香港老板为什么跟催命鬼似的，非逼着我们一定要在下午两点前把两千万现金支票交到他手上。我们紧赶慢赶，提前五分钟赶到双方约定的那个律师事务所，他已经带着两个财务人员在那儿等着了。办完应办的手续，那个香港老板立刻就让他手下那两个财务人员拿上支票往楼下跑一分一秒都没敢耽搁。你们说他们去干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去银行存那两千万现金去了。因为明天是星期六，是他们的假期，银行关门，办不成事。后天是星期天，银行也关门。而今天是周末，按惯例，香港银行到下午三点就要停止营业。所以，如果不能赶在今天下午三点以前把这张现金支票存到银行去，就只能等到下周一去存了。这样，这个老板三天下来他就要损失将近三万块的利息。所以他根本就没这个心思来陪我们聊大天。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为了单位，为了国家，为我们这个蛇口工业园区，去斤斤计较这三天的利息，为这三天的利息去让自己做如此精密细致而又万分紧张的安排吗？并且还会为此让自己去放弃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谁说他一定会这么做的，请举手示意。但我提醒各位注意，一定要说真话。”

现场一片沉默。

余涛沉吟了一下，自问自答道：“在蛇口，我们当然还要坚持学大庆学王铁人学雷锋。但是，除此以外，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提倡一点别的精神，喊一点别的口号？几十年来，我们就是没搞懂一个如此简单的真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们说呢？”

这时候，宋梓南正在市委市政府的那座旧楼里，听取关于深圳未来城市规划设想的汇报。小马悄悄走了进来，附在宋梓南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

宋梓南显然被小马报告的情况震惊住了。他暗示小马赶快离开会场，让如此重要的一次汇报会得以继续进行。散会后，他马上吩咐小马：“把几位副市长和副书记都请到我办公室去。”等周副市长等几位市委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到齐后，他又让小马把刚才从市公安局方面接到的报告内容，向他们重新说一遍。

“刚才接到市公安局的报告，在布吉镇郊外，发现有香港方面来的厂主非法租用当地渔民和菜农家的牛棚或仓库，私自生产玩具和服装……”小马照着电话记录的内容说道。

小马说：“更详细的，市局的同志还没怎么搞清楚。他们只是从人员非法越境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和工商、海关等其他方面会商，进一步查清这里到底还隐藏着一些什么不法行为。”

周副市长说：“我那儿也曾得到过这样两起报告，说是在南头和宝安比较偏僻的渔村里，都发现过类似的现象，香港厂主私自带着发电机和原材料，到这边租用一些空房，雇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手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