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道理在文怀沙事件中体现无遗，有不少媒体评论和网友言论把文氏出问题归咎于“国学的虚伪”，甚至喊出了“打倒国学”的口号。笔者在此不想纠缠文氏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只是感觉有必要提醒人们：可以声讨大师，但莫责难国学。

忽悠人的“国学大师”露出了狐狸的尾巴，人们的失望不言而喻，所以难免有些激愤，以至于罪及整个国学。但是，“国学大师”有罪，国学何辜？国学的核心精神是“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其进学阶梯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质而言之，国学培养的是有道德和有学问的人，要求的是知行合一，而不是恰恰相反，正如孔子所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所以，“国学大师”轰然倒地，一则源于没有道德境界，二则源于没有渊博学问，恰恰又喜欢跳出来到处招摇撞骗、搬弄是非，此断非国学之罪，而是没有领会和践行国学精神之罪。

现在需要反思的倒是，为什么“国学大师”的帽子满天飞，甚至有人拒领这项高帽都不可得——季羡林老先生2007年时就曾说：“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人们对于国学太生疏了，所以丧失了判断何为和谁是国学大师的基本能力。文怀沙曾明言：“复兴国学要敢于要钱。”这句话怎么听起来都像出自商人而非学者之口，但人们仍毫不吝惜地给他戴上“国学大师”帽。

有意思的是，时下的“国学大师”大多是白发苍苍、髭须飘飘的“国学老头”——当然，他们也有几本甚至是几十本人们看不懂或根本不去看的砖头式的著作。殊不知，精通中国学问固然需要时间积累和生命体悟，但国学大师却未必非“国学老头”莫属，比如王弼寿仅29，而王国维寿也只有50。特别是，著作数量绝不等于思想含金量。这些问题，人们似乎从未深加省察，就贸然分发了许多“国学大师”帽子。

如今文氏出事，人们自然可以讨个说法，但却不宜责难甚至是侮辱国学本身。更重要的是，追讨大师时，别忘了反思自己。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熟稔国学时，我们才不会被伪“国学大师”所蒙蔽。 王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