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病逝于悉尼。

澳洲去国远矣！

意念中，梁羽生若有撒手人寰的一天，魂魄不应归道山，而应回冰冷飘渺的“天山”：皑皑的冰川、冰河，渺无人迹，却有白发魔女、冰川天女相伴；随身的七把神奇的宝剑，寒光剑气封天，一路萍踪侠影。快意如此，岂非得其所哉！

然，意念无法替代现实，梁羽生就这样走了，而且走得是那样无传奇。

构筑“成人的童话”第一人

青春萌动，须男出阁，欣欣然混迹于学子(那时称为“天之骄子”)行列，浪漫、奇情得不着边际，又刻意打造猛男之威；矫情得踟蹰于自我，恨不得把栏杆拍遍。这“之际”的“之际”，遭遇《白发魔女传》， “说时迟，那时快”地心花怒放：谁说“无人会，登临意”？ 有这个梁羽生在，何叹“天下谁人不识君”？

“风雷意气峥嵘，轻拂了寒霜妩媚生。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短锄栽花，长诗佐酒，诗剑年年总忆卿。天山上，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

《白发魔女传》第一回的开篇词，这样的“峥嵘”，这样的“妩媚”，又是那样地寒意重生。而那故事凄婉哀怨得让人不忍卒读：练霓裳并非品行不端，更无十恶不赦之罪，却因身世凄惨，个性桀骜，且武功盖世，劫富济贫，反被中原正道人士以魔女视之，而与卓一航反目，美丽女子一夜白发，卓一航则独守昙花。

孰正孰邪？何其残忍？

然而，残忍的梁羽生，继在香港、东南亚风靡之后，又为他的内地读者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武侠小说论者，至今还在为这种通俗小说何以风行而争论不休。其实，任何作品的流行，与个人心绪的激荡，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化学反应；有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才能大行其道。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1979年，他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在天天去吃饭的中国餐馆碰见了正在英国旅游的梁羽生。“他乡遇故知”，更何况还有武侠小说的媒介，两位素昧平生的人一见如故。华罗庚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话题就从这里谈起。华罗庚“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童话’”的著名论点，就是这时候当面告诉梁羽生的。

“成人的童话”，一语道破武侠小说风靡的谜底。

梁羽生出道于1954年。那一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随后自然是“文斗不如武斗”，口舌之争何如拳脚之争来得分明？但因香港有不得比武擂台的戒律，双方只好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以决雌雄。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为门派利益被逼上擂台。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而轰动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第三天，《新晚报》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随着《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梁羽生——梁大侠初露头角，而他的原名陈文统倒逐渐被人淡忘，轰动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由此开山。

此后梁羽生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写了30年、35部、1000万字；而当梁羽生写完了《龙虎斗京华》时，他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也见猎心喜地写起《书剑恩仇录 》来。金庸也写了将近30年。

写作30年而读者不衰，且地域不同，前赴后继，若没有社会环境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

梁羽生自云，他的小说的总体基调是“以侠胜武”。何为“侠”，梁羽生并没有完整的解释，作品中所展现的却是一个等同于“政治观念”的概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虽然社会思潮缤纷，但既往政治概念训导下的理念依然影响很深。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新晚报》是该报的子报)，是与内地政治基调基本一致的报纸。文艺创作的一个烙印是，作品的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梁氏所云的“以侠胜武”的“侠”，实际上就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天山七剑驰骋草原反抗异族入侵；玉罗刹、岳明柯等人反抗魏忠贤的鹰犬，营救忠良；南霁云、段圭璋在安史之乱为国死难的豪杰之气，真正把侠义与责任感和使命感联系起来。

而此时，在内地，作品中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基本上是一水的“高大全”，“不知男女，无论情爱”。而在香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可以也是人，也可以有痴男怨女、两情相悦或相离的人的情感。时代责任与人的七情六欲相结合，便构筑了一个“成人的童话”，一个新的武侠境界便在香港和东南亚开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的社会环境犹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合理地成为梁羽生、金庸前赴后继的读者群产生的土壤。

因此，武侠小说的长久风靡并无传奇，却可以成为梁羽生谢世后，我们感怀的理由。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