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后期，“四大名旦”的局面形成：程砚秋唱腔如徇徇书生，戏迷多为知识界人；尚小云“铁嗓钢喉”，追看他戏的以北京南城商贾最盛；荀慧生台风烂漫，生活气息浓郁，市民阶层如醉如痴。唯有梅兰芳，成派最早，反倒少了流派痕迹，使各阶层观众无不喜欢，都能从他的表演中找到合自己口味的某一部分。

梅派被后人称为“没派”，一是说梅派全面，十旦九梅，大路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梅兰芳的性格。从那张著名的四大名旦合影可以发现：程砚秋昂首扬眉，尚小云意气风发，荀慧生依偎着尚小云，而梅兰芳，他一生的故事太多，可很少有人能概括出他的性格。

说梅兰芳“没派”，也是因他最讲究分寸，把儒家的中庸境界化入了表演，一招一式都有“度”，在温厚平易中，将中国女性含蓄、雅致的意象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中年后名满天下了，行里行外依旧评说梅兰芳“本分”，心力只用在台上，要把台上一切“做圆了”。

有人曾开玩笑，形容梅兰芳是“戏曲界的薛宝钗”，黄宗江不以为然，他眼中的梅兰芳圆融但不圆滑，说家常话也带着韵律。有一次，梅兰芳乘飞机经过台湾岛上空，飞机有可能被打下来。梅兰芳一手拉着儿子梅葆玖，一手拉着女儿梅葆玥，说：“那咱们就殉了。”

梅兰芳的另一个儿子梅葆琛，有一次看完《霸王别姬》，对父亲说，第二场虞姬手扶宝剑出场时，剑鞘在身后翘得太高，挑着斗篷不好看。结果，第二天，再演这场戏时，梅兰芳就把这个动作改了。

解放后，一个梅家的老服务员去看戏，回家说梅先生那天化妆化得脸上红色太重了些。第二天演完，梅兰芳就记得问她：“今天是不是比昨天要好些？”

在梅兰芳的时代，梨园界的规矩极大，角儿和普通人隔着银河般的距离，名角们一般也很讲派头。有一回排演《名优之死》，有中间人带着于是之、田冲等人去京剧后台体验生活。中间人向他们介绍名老生谭富英。平时谭富英最是随和，但上了妆的他面对几位立在一旁的名演员，只淡淡“唔”了一声。中间人感到非常尴尬，倒是那几位演员并不生气，说这才是角儿的气派。

梅兰芳却少有这种派头，他是一个对人极其恭敬的人。即使面对晚辈，梅兰芳也会轻轻欠着身，面带笑容，声音低低地说话。如果晚辈中有女性，他还会起身让座。解放后，有一次梅兰芳去武汉演出，开演前，一个小孩子请他签名。他低声对小朋友说：“请你原谅，在这公共场所，如果大家都来找我签名，就会妨碍台上演员的工作，扰乱秩序，是不大好的。”小朋友说：“你快给我签吧，别人不会看见的。”梅先生没法，只好把手册摆在腿上签好了递给他。与梅兰芳合作过12年的琴师姜凤山，对此感慨地说：“他啊，就怕让别人为难。”

正是这份“通圆”和一丝不苟的日积月累，造就了一个京剧的梅兰芳时代。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