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兰琴

继《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之后，严歌苓将目光对准了1942年的大上海，推出了她的又一新作——《寄居者》。

《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女主人公“我”1939年在上海爱上一名从集中营逃离的犹太男子，为让爱人去美国，“我”临时嫁给了另一位美国青年做丈夫。乱世中，小人物们开始一串连环套式的命运救助，最后，“我”用“爱人”的钱赎救了“丈夫”，用“丈夫”的护照让“爱人”脱险，同时，以毁掉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的方式，去实现了爱情。

这部长篇小说以爱情为故事核心，以人性为贯穿主题，书写了抗战年代宏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以及老上海的浓郁味道。书中的各色人物，有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上海人苏北人客家人，在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没有人能逃脱“寄居”的命运。大上海，小世界；爱情与信仰；忠义与背叛；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都在其中。

《寄居者》塑造了一个新鲜的中国女子形象，“玫”个性叛逆，小布尔乔亚情调严重，摇摆于两个男人中间，爱情的热忱与背叛在她身上存在的那么自然而然。严歌苓给“玫”解掉了形而上的枷锁，因而“玫”对那个时代的视角，因为个人化而显得十分独特，这是《寄居者》的最大特色之一。

《寄居者》还原了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醉生梦死、灯红酒绿的上海。作为上流阶层的“玫”，当钢琴女郎和家庭教师，只是她对抗家庭约束的一个工具，而身着能“勾起男人欲望”的旗袍，参加鸡尾酒会，和男朋友在酒吧喝到大醉，抓住每一个机会享受浪漫，才是她存在价值的最好证明……《寄居者》用一句话为“玫”进行了全面的开脱，“上海在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因而，“玫”的形象不但没和那个时代脱节，她处处所体现出来的末世情结，恰恰是那个时代焦躁、紧张、恐惧的最好映衬。

除了“玫”，《寄居者》对两位主角彼得和艾德勒的描写也栩栩如生。尤其是彼得，通过《寄居者》，我们会对具有隐忍、认真、执着等典型性格的犹太人，有更为深入的认识。而在艾德勒身上，也可以明显感受到美国人的乐观、热情和宽容。《寄居者》主要说得是犹太人。其中又穿插着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在二战期间的上海，包括中国人自己，都有种内心苍茫无依，没有根没有归属没有尊严的感觉。这种寄居者的身份，是战争造成的，然而不同国家的人对待流离他乡，却有着不同的态度。

《寄居者》无疑是一部既具备反思历史、探讨人性价值，又拥有现代人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表现手法的作品。60多年前，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大陆疯狂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当时的上海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的城市，先后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万名犹太难民。这是一段很珍贵的历史记忆，它表明当时深受战火侵害的中国人民，对其他国家的受难者仍有着包容和接纳的宽广胸怀。

旅美女作家严歌苓生于上海,居于美国多年，对于寄居者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她以敏感的心灵，细腻的情感，情理交融的思维关注着寄居他国的人们的命运。

从乱世情爱入手，讲述时局变迁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寄居者》在这一点上做得炉火纯青。正如陈凯歌评价说：“她的小说是含情脉脉的，又是笔墨张扬的。”严歌苓的写作风格很洋气，但并非完全西式的，她的文字严谨中有着拿捏自如的灵活，具有奇妙的阅读吸引力。在严歌苓的笔下，我们看见了另外一种老上海，阴暗，种族壁垒森严，敌占区的冷寂，各色人等，这个由各种身份的人群组成的背景当中，其戏剧性是显然的。仅仅从他们的身份上看，我们就可以做出焦虑、紧张、禁锢等解读。这个独特的关注点，让整个小说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