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品

叶延滨

我最早的自我游戏，有点像砌搭多米诺骨牌。那时，父亲在大学任职，很大的房子，很空的家，很少的人，少到经常就我自己在家。平时，我不与父亲住在一起，我上寄宿学校，周末回到母亲那里，母亲在城里的机关上班。只有放假了，才到父亲那里住一段时间。父亲所在的学校，在成都西郊的光华村。上世纪50年代初，就是建立在乡间田野里的一所大学，连学校的围墙都是竹篱笆。大部分的校舍都是平房，最初还有不少草舍，到了1956年和1957年，才变成了青瓦盖顶。1957年那年夏天，到父亲处度假，就像下乡，住两层的小楼，一出门，完全是乡村景象。父亲身边一直配有警卫员，给大学校长配警卫，可见天下大定不久。警卫员姓张，叫张余祖，后两年又改叫通讯员。下班没事了，就带着我们捉蝈蝈，抓知了。那时的蝈蝈真多，一早出去能抓几十只回来，把蝈蝈放在玻璃窗和纱窗之间，那是最好的蝈蝈笼。蝈蝈爱叫，晚上一起叫起来，能压过外面的蛤蟆声浪。我就在窗户上拴一个小棍，一头捆上绳，绳的一头引到床头。晚上睡觉，被蝈蝈的百家争鸣吵醒了，拉一下绳头，咚地敲响了窗框，霎时万马齐喑，继续睡太平觉。在乡下度假，鸟啼蝉鸣，风清气爽，常是睡得日上三竿不觉晓，醒来，恨那大好时光昏昏然过去，不甘心。于是便在闹钟上下工夫，不仅要有响声，还要有动静。那时闹钟都是机械型，小铁锤当当地敲钟上的小铃，叫“双铃马蹄闹钟”。在闹钟小锤上系一根丝线，线的另一头摆着一排骨牌，骨牌的另一头，放个皮球。铃声一响起，丝线一抖动，骨牌一个接一个地倒，骨牌先是被动挨打，然后又去打击下一张骨牌，传递着力量和不安，最后一张骨牌把力量传给皮球，滚动的球最后砸在脑门上，起床了！这是孩子的游戏，我从这个游戏中发现我的智慧，我觉得我能当物理学家。那阵子，我爱读苏联版的《十万个为什么》。

张余祖这个通讯员的名字能叫我记住，实在是个奇怪的事。许多更熟的同学、同事和朋友，名字都忘了。他只是和我度过了两个假期，竟然烙印一样忘不了。因为他会捕蛇！晚上他带我出去散步，手里总是提着细竹棍，专门用来打草惊蛇。他说不小心踩上草丛里的蛇，会有危险。有一回，草丛中惊了的蛇，它不逃走，反而向张余祖扑过去。说时迟那时快，他手一挥，捏住了蛇的七寸，将那青蛇提起来，一扬臂远远地丢到小溪那头去。后来，他告诉我，他父亲是卖跌打刀枪药的郎中，专门抓蛇、蝎、蜈蚣等毒虫制药。他从小就抓这些虫豸，习惯了。

这本来是件不大的事，但对一个小孩，印象深刻。印象再深，能记住他的名字，还在于这个夏天不平常。那时，在校园里散步，看见教室里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争得白热化了，就会有人被架到讲台上，低头听别人的呵斥。后来才知道，学校在搞“反右”斗争了。多年来，一说到“反右”，常有那句“引蛇出洞”，于是，我就想起那个郊外乡下的晚上，那个能抓蛇的张余祖，那个他爹教给他的打草惊蛇的“夜行人”路线。

“引蛇出洞”要比打草惊蛇更具政治斗争的色彩，更“阳谋”，这种事情，是不能干第二次的，无论是谁！蛇在洞里，蛇不伤人，何必伤之？有毒无毒，一律灭杀，是蠢是诈？何况，一旦世上蛇被捕杀，必使鼠辈疯行无忌！更重要的我倒觉得，那个夏天，在我的记忆中，有两点真值得反思。一是我小小年纪，怎么就想到把所有的蝈蝈关进纱窗里呢？一面是玻璃窗，让蝈蝈们感到风景如画前途光明，另一面是纱窗，让它们空气清新自由呼吸，一旦蝈蝈们放声歌唱自由争鸣，我又给它们敲一棒子！二是我小小年纪，怎么也会玩骨牌游戏？看“令如山倒”，一倒都倒，被人打击者，再去打击别人，谁都是链条中的传递者，这不是在建造一种“机制”吗？

那个夏天过后，我再也没去这所郊外大学的校园里度假了。第二年，我的母亲从省城下放到偏僻的大凉山“锻炼改造”，一年后，留在了当地师范学校当一名语文老师。母亲回不了省城，我也坐了三天的长途客车，去了大凉山，和母亲做伴，在大山深处开始了底层少年的生活。

我童年生活最后一个夏天的记忆：蝈蝈、骨牌和一条草丛里的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