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官员

为何不敢面对民众

新华社贵州分社原社长刘子富的新书《新群体事件观》近日出版。该书对去年贵州省处置瓮安“6·28”事件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了包括“现场第一原则”在内的处置群体事件六大原则，被称为“新群体事件观”。(见22日《现代快报》)

所谓“现场第一原则”，就是要求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应当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面对面地做群众的工作，解答群众的问题，疏导群众的情绪，化解一触即发的矛盾。关于瓮安事件的许多报道都提到过这样一个情节：群众聚集起来之后，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无一人赶到现场和群众对话，甚至当政府大楼被点燃后，相关领导还在办公室里闭门开会研究，层层请示等待。

刘子富说，在瓮安事件中，党政主要领导因为丢掉了“现场第一原则”，不敢面对群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实的确如此。笔者认为，接下来更值得警醒和反思的是：一些地方的党政主要领导为何“不敢面对群众”？他们到底怕什么？

地方党政领导敢不敢面对群众，首先取决于他们有没有真情实感，有没有体察群众疾苦的善意和为群众解决问题的诚意。有的领导干部觉得，我又不是村支书、村长或者居委会老大妈，而是有地位、有身份的地方大员，如果群众想见就见，自己的面子何在？威严何在？

其次，也取决于地方党政领导有没有倾听群众意见、承诺为群众解决矛盾和困难的主动意识，以及为自己的处置行为承担责任的勇气。有的官员认为，遇到事情自己如果不出面、不作为，顶多算是失职，但如果自己出面把事情弄糟了，轻则暴露了自己的无能，重则很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但是，领导干部的天职就是要承担责任的——既要承担遇到事情有所作为的责任，也要为自己有所作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你如果缺乏担责的勇气，也就缺少了为官执政的基本素质。

再次，还取决于地方党政干部有没有驾驭复杂局势、处理复杂问题、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能不能掌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妥善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些能力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可以最集中地表现为“现场处置能力”——特别是在突发事件的现场，在与群众面对面对话、协商的时候，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和组织动员、运筹协调能力将受到最直接、最充分的考验。经不起这个考验，领导干部就会在与群众“面对面”的现场“ 败”下阵来。

那些对群众缺乏感情、缺少担责勇气、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严重不足，因而每每“不敢面对群众”的领导干部，应该认真拜读《新群体性事件观》，好从中学习点儿什么。 潘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