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 禾

康百万庄园令我惊讶。明初由山西迁居巩义的康家，从六世祖康绍敬至十八世康庭兰，一直富裕了四百多年。他们曾经地跨三省，船行六河，财富无以计数。他们以二百四十多亩土地，成就了这个依山面水、居高临下、回环往复、深若迷宫的庞大庄园。

穿过这个庄园唯一的入口，是寨上住宅区。高耸的青砖寨墙使它环闭如堡。寨上区以广场为界，分南北两院。南大院坐西向东，是贮物和仆人居住区。北大院坐北面南，为主人居住区。由东而西依次为花楼重辉、秀芝亭、克慎厥猷、知所止、芝兰茂五处院落，均为二进四合院，院落间以花厅或曲径相通。西北芝兰茂沿山崖开凿窑洞，内以雕花木扇隔前后，木板空架分上下，俗称窑楼。北大院匾额、碑刻无处不在。俗称石屏窑的芝兰茂第五窑洞，窑壁镶嵌书碑十六块，高及两米，书体各异，俱为当时名流执笔，是罕见的书法和碑刻珍品。围绕寨上住宅区，康家在方圆上千米内，依山开窑，临街建楼，临河设渡，据险筑寨，建起书院、祠堂、作坊、栈房等十九处建筑群。

在北大院一块发黄的木板上，刻着这样的家训：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而字额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倡家之道呼？留余忌尽也”。

这就是著名的留余铭。

留余，并非康家的独守，而是巩义的地方性格。过去，民间曾有俚语：巩义盖房，豫东讨粮。意思是说，巩义人省吃俭用，有了节余就攒下来盖房子；豫东人吃干喝尽，什么都没了就出去要饭。过去豫东人要饭，是因为当时的战争和洪水，使人常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生活无从建设。而巩义人的节俭留余，几乎至今犹然。这种地方性格，以丹纳的方式来分析，自然要推究到地理环境。巩义一带，土力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善决口改道的黄河，在这一带异常地安分，带给巩义的是无尽的滋养。伏羲山区的幽僻，使这个地方天然地避开了战争的侵扰。所以，巩义人对于生活的打算，是长远的、稳定的、充满信心的。康家当然也不例外。

不过，同是留余，康家积累了富甲三省的财富，更多的巩义人却一贫如洗。

铭，总是用来提醒不易做到的事情的。康家的留余铭，也并没有阻挡他们的奢靡：一座庄园，占地近六万五千平方米，房屋、窑洞二百余间；宴请贵客，要用的餐具达到一百多件；廊柱下面的六边形底座，由多年形成的水晶石雕花刻图而成；一张楠木顶子床，由当年最著名的五位木雕工匠费时三年雕成……如此的奢华，与留余二字未免太不相称。

一个家族的极富，首要的当不是由于道德的力量，而是在特定的时势之下，巧取豪夺达到的。康家始祖由山西迁居到巩义的时候并不富裕。六世康绍敬晋任山东东昌府大使，成为主宰一方的地方官员，康家的富裕方才有了根基。而使康家成为巨富的，是十四世康应魁。他利用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机会，官商联盟，暴敛横财，兼并土地，开山扩宅，遂成为家资无数、良田千顷、闻名遐迩、年画题刻的“活财神”。以此看来，留余，也不过是康家墙上的装饰罢了。

四百年后，民国二十三年暮春的某一天，当一切繁华似尘埃落尽，康子昭以冰凉的枪管对准自己的时候，难道是因为他忘了留余吗？当然不是。是世界变了，世界不再给康家机会。

我从康百万庄园走出来，也从其炫示的道德迷宫中走出来。当留余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解释康家四百年的兴盛，我不得不说，这样的立场有点问题。成者有德，与“成者王侯败者贼”一样，无疑是一种富有丛林意味的归纳方式。

任何一种留余，它的前提都是丰富。并非每个人都有余地可留。生活对大多数人而言，其实本来就所剩无几。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值得珍惜，但是青蛙安守的井底，只是生命中的敝帚。当生活显得逼仄而坚硬，我们需要的是破釜沉舟的决绝，而非退步留余的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