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露视角”的得与失

——总政话剧团新版《日出》观后

2008年隆冬，笔者带着浓厚的兴致观看了总政话剧团排演的新版《日出》——该剧也被称作“总政版《日出》”。在观演之前，已获取了方方面面的讯息，诸如：总政将凭借《日出》向社会各界的演艺人士发出邀请；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了专题研讨会，戏剧专家、艺术理论家们各抒己见，从创新、表演、市场等方面对演出给予了肯定，且献言献策。当然，也有一些公开或私下的、含蓄或直白的批评。观演之中，对专家们的各路见解深以为是，且一边为编、导、演的新解读所吸引，一边为曹禺作品自身的厚重所震撼。观演之后仔细回味，总结出一点认识：“陈白露视角”的发掘和展开无疑是该剧“新解读”中最突出的创意，然也正是在这一叙事角度的推衍把握中，包藏着该版《日出》的得与失。

先说“得”。

毋庸置疑，“陈白露视角”是该剧编导在深度把握原作精神，深入理解形象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的文化语境，精心发掘并着力构建的，是对陈白露形象在作品中的语义和功能的新理解和新发挥。曹禺原作主题中“腐朽”与“新生”之悖反关系的深刻寓意，经由陈白露幻化为一个艺术符号，也经由陈白露形象展现了一类“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既无助又沉溺于堕落之中，既渴望又绝望于自我救赎。因此她不仅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女性，而且具有丰富的人性内涵。陈在剧中也是动作性最强并发挥着贯穿作用的一个“枢纽”人物，是她以自杀的行为绾住了整部作品，至今仍留给读者和观众关于其自杀最终动机的疑问，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个人精神困境之间留下了思考和追问的艺术空间。相对于以往演出版本中对该形象“中规中矩”或“有所保留”的处理方式，总政版《日出》对陈白露的“新解读”有着挑战和颠覆成规的意味，其意在对人物灵魂的深度开掘。该剧扣住自杀原因的探寻，对陈白露充满了同情和悲悯，并从精神和外形两方面给予了迄今为止最积极的肯定和最美好的展示。在语义层面，该剧提醒我们再次关注到曹禺原作中该形象的深刻寓意和符号化特征，凸现出她的人性困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进而又透过她的目光和陈述中的人物群体，以整体性的隐喻传递出现实批判的力量。在形式及功能的层面，起用陈白露视角的一个重要成果是通过结构上的新穿插，将状似游离而在精神上又被曹禺称作“《日出》的心脏”的第三幕实施了结合性整合，并使得生活方式和态度迥异的三个女性共同的命运本质揭示得令人信服，从而有力地展开了主题。该视角的起用也压缩了时长，适合当代观剧习惯。陈的旁白性陈述因增加了作品的诗意性、强化了话剧的“话”之功能，也突出了某种“当代性”。总之，正如导演王延松所言：该剧原作的“新解读”并非“平面剪裁”，而是一次“立体重构”，我们看到了重构过程中的义涵增殖。

再说“失”。

简言之，失在分寸。失在形象自身的限定。深而探之：最终仍失在“视角”或“声音”的制约。

编导对《日出》的新解读使陈白露成为全剧的“重心”，赋予该人物以更多的理解和深切的同情，却忽略了“解读者”自身与形象主体之间的距离。“陈白露视角”的起用在剧中构成一种“双重叙述”的格局，即陈的视角与全知视角的客观叙事同步进行。而我们发现，陈的叙述与全知叙述在观念、主旨和功能上趋同，甚或“全知叙事”仅只作为一类技术上的需要，成为陈的视角的补充。换言之，陈的声音和观念常常即是创作者的“客观全知叙事”所要传递的声音和观念，当然也在期望和引导着观众的认同。众所周知：“陈白露”形象本有着确定的身份定位，她是沉溺于金钱社会之中又良知未泯的交际花，一个有“污点”的普通人。通过她的视角和陈述、通过她的思考来直接地正面地传递全剧的精神主旨，于人物自身而言，是否一个过于复杂繁重的责任？在总政版《日出》中的陈白露是一个过于美好的女性形象，美丽又聪明，对事物有着正面而深刻的见解，而她身上腐朽的成分、负面的元素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遮蔽。但观众不会因为其“漂亮”而忘记了这个人物姓甚名谁，哪儿来哪儿往。真正鲜活的形象不仅在于表演得是否“气质迷人”，“像陈白露”，而在其性格逻辑的说服力。对陈白露形象认知与定位的含混，构成此版《日出》刻意追求的“救赎”主题的空泛和失信。“救赎”应相对于“堕落”而言，陈白露之“堕落”的原色若不能够被正视、鄙视和客观地展示，所谓“救赎”便无从认可。相比之下，剧中其他几个“反面”角色（如潘月亭、李石清、顾八奶奶等），反而在人性的原色中带出了同情，带出了“认知”和“救赎”的意蕴。通观全剧，陈白露“旁观者”的身份是被接受、被认可的，她在第三幕中“灵魂”出场，“旁观”翠喜和“小东西”的悲惨处境，感同身受，为在男权社会中被压迫被侮辱的女性代言，也是可信的和有深度的。但是，作为全剧艺术主旨的代言者，其认知、陈述、解释、代言的能力却十分可疑，在观剧过程中常遭遇抗拒。陈白露充其量以其思考、批判、痛苦和死亡仪式来抗议社会，挣脱现实，而要以该版剧中的解释能量来实现所谓形而上的灵魂救赎，怕只是一厢情愿。

所以，多数观众认同的声音集中于演员“陈数版陈白露”气质上的“像”与“美”，集中于全剧的“新颖”、“靓丽”与“凝练”，而最严重的、最发力的批评不一定是“诗意化”削弱了戏剧动作，而是对剧中“美化”陈白露形象的指责。而笔者认为：是形象身份与代言角色之间的落差，令人遗憾地削减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批判的能量。这一落差亦使作品中对陈白露自杀动因的探究显得飘忽失据，——有多种可以猜测的原因，却无关“他人”的救赎，更牵强于人性之奥义，因为她对“精神悲剧”的解说是如此之空泛而难以被认可。进而，亦很难确认剧中的陈白露之死完成了对自我的精神救赎，或完成了作品的精神主旨。为作者代言、为观众代言、甚或为“上帝”代言的人物在曹禺原作中本已有之：方达生，一个真正的“旁观者”，“良知”的化身。而在此版《日出》中，方的形象被压抑，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一个与观众同位的“倾听者”，一个空洞的符号。

这里并非要出尔反尔地看低或否定“陈白露视角”的创新价值和艺术能量，该视角依然是该剧“新解读”中最重要的创意。所欠缺的，或许是一种巴赫金所倡导的“复调”意识，即艺术主体身份定位和距离感。未能有效地构建起叙述与角色、角色人物之间以及剧中人物与观众之间的“对话关系”，是这次强调“视角”与“声音”之改编的一个软肋。生活在尖锐的社会矛盾、精神困惑之中并对人类的“生存困境”有所感悟的陈白露，应当是一个在“对话”中挣扎的人物。如果陈白露无须承担全剧精神主旨的代言、也不再直接传递要求观众认同的“正确观念”，如果她的叙述能更“游移”一点，“自我辩解”一点，身份降低一点，“平等”地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与观众展开“对话”，如果能同时展开另一个“旁观”人物方达生的视点和观念，可能陈白露本身的精神矛盾会展示得更好，更能令人信服，而整部作品亦将更易于抵达自身精神主旨和艺术追求。

事实上，讨论“陈白露视角”的得与失，其背后涉及一个重要的命题：“当代性”与“经典”的力量。已有多位专家学者论及曹禺作品中的深刻的“现代性”和“现代意识”，是可以开发“当代阐释”的雄厚根基。艺术的“当代性”与艺术“经典”之关系无疑是一个丰厚复杂的话题，笔者在这篇短文中所能带及的一点浅识是：观看总政版的《日出》，同时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和经典的力量。并且深深地意识到：是艺术的当代阐释复活了经典、延续着经典的生命，同时，也是经典的力量在支撑着、包容着当代的创造或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