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

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枚茶叶蛋，肩扛一架手风琴，从家乡泰兴到上海赶考。我在一个亲戚家安顿好，就随着滚滚人流参加考试。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我去看榜，但看来看去，就是看不见我那后来变得很性感的“徐小平”的名字！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却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姿态，但老待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告诉亲戚说：“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通知我。”

嘱咐了我的亲戚。我总感觉到还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熟人，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王次炤。

我和次炤在考场相识，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刻，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他，请他如果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我是多么强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以及录取啊！所以，这个对次炤兄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

比我年长七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那次公布只在全国范围内招10个名额。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我和次炤既是考友，其实也是竞争者。但我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怀着对次炤完全的信赖，离开了上海。

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待命运的宣判。但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我甚至走到了邮电局里面去等，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但等到下午将近两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全家人相对坐着。大概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命运的幸运敲门声：“电报！电报！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随着街坊邻居纷纷喧嚷起来，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当时泰兴到上海已经没有班车，唯一能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上海参加８点就开始考试的，是离家20多公里的长江边上。我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江对面的渡轮，在那里买了一张五等舱的船票，登上了即将起航的客轮。

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自己的鸡鸭鱼蟹猪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舱内除了听不到人的音乐，什么动物的摇滚都有。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虾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着微笑，向着大上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眠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面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８点举行，除非我有直升机，否则只好望洋兴叹、遗恨终身了！这要比收不到复试通知还要冤！

幸亏那第一份电报！但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收到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候应该已经晚上七八点了。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送给我，这个人显然不会是我的亲戚，肯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消除一个竞争对手了。嗟叹人心险恶！并夸奖我好聪明，知道多留一手，让亲戚替我双重保险！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这位当时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花了宝贵的钱、花了宝贵的时间、怀着纯真的心灵，在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复试的喜讯。那天，我的亲戚却没想去看名单，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了离家不远的音院发榜处，在那里居然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立即给我发电报，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我心里充满对次炤的无限感激。如果不是这位我素昧平生、才认识两天的杭州考生第一时间先给我把电报拍过来，我的大学梦，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

我说不清楚，次炤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次炤这个拯救了我梦想和前途的电报，显然堪称纯真年代里纯真人情的经典风范。

那份电报原件，已经不复存在，否则，我会把它捐给中央音乐学院，摆在校史馆里，告诉学生：想当院长吗？看看王次炤是怎么帮助徐小平的！

摘自《仙人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