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6月8日联合《人民论坛》杂志，面向江苏、河南、四川、山东等地的105位基层党政干部，展开“党政干部业余生活匿名问卷调查”。当问及“工作之余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您是出于什么原因？”时，31%表示是因为“开展工作的需要”。(6月9日《人民日报》)

这是个让公众要摇头苦笑的调查结果——谁能料到，在娱乐场所看似和自己一样Happy的基层官员们，竟然有3成是因为“工作需要”强作欢颜，其实内心很不情愿。

被调查的对象是基层官员，他们虽下辖百姓，但也要上奉百官，为搞活经济、彰显政绩还得招商引资迎八方来宾——于是，工作之余，觥筹交错之余，进出娱乐场所也就势不可当——娱乐一时是Happy，天天娱乐，一天娱乐几回，是个人就会疲倦——“工作需要”就会变成“生活负担”，毕竟外国学者都说过：娱乐也可以至死啊！

然而，无论现实给基层官员们造成了怎样的苦衷，现实又怎样试图给喝伤醉死、娱乐至死的“公仆们”以荣誉、以正名、以补偿，都还是不能因“工作需要”的借口赋予公务人员进出娱乐场所以正当性。试问，假如没有媚官、媚上、媚商的心态，不去娱乐场所强颜欢笑，不在酒场上以命相拼，就真的没有出路、没有活路了吗？

实际上，“工作需要”不仅是为挣扎在内心里的卑微动机找个光荣的理由，还是借此模糊了“公”与“私”的界限——因为“工作需要”，周久耕抽上了公款买的高价烟；因为“工作需要”，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也都师出有名。在“工作需要”的掩护下，不但私人的娱乐消费可以公款报销，公共职守也可以转为私人人情、公共利益可以化为私人友谊——现款交易或者将来兑现，在“工作需要”的幌子下从工作场所到酒场、娱乐场上去转一圈，就立马“定活两便”了。

因此，纵使“工作需要”被基层官员说得多么诚恳、多么无可奈何，也不能让“工作需要”给忽悠进去。 强 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