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殿钊

1980年来到报社时我也就二十来岁，报社正准备复刊出版《郑州晚报》，因为我当过教师的缘故，就被安排到了校对室，一干就是三十年。

在报社，校对一向被视为“边角余料”，但我认为校对是报纸出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刚到校对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慈祥的老头，他就是被人们称为“活字典”的张耀森，直到现在想起时，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他那深埋在校样中的花白的头，小样、大样、清样、校对样、编辑样……像雪片一样飞来，又像流水一样匆匆地从他眼前流过，差错在这里得到过滤，报纸编校质量在这里得到提高。

他就是我的榜样！我下决心好好学习。虽然我们相处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他就退休了，但他那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时时激励着我。当时还是“学徒工”的我就担当起了校对的“头”，每月的工资是27元钱。

校对的“头”真不是好当的，责任太重大了。最难堪的是出了差错的时候，社领导来了、部主任来了、工厂厂长来了，甚至同事朋友见了面都会指责几句。多少次我都下决心打退堂鼓，不干了。可又一想，我们这是党报啊，为党报站岗放哨不认真行吗？于是，我把每天出现的见报的和没见报的各种差错记下来分析，把工作中不懂和经查资料弄懂的字词记下来。俗话说，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这一记，倒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校对之惠——校对中得到的实惠。每当拿起刚印出的报纸，哪篇文章哪个地方因自己发现而改正了错误，心中便会得到慰藉。

报纸编校质量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提高靠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但校对在这里起着主力军的作用。有人说，校对就是比葫芦画瓢，我觉得这只是校对的初级阶段，校对应该是编辑的继续，不仅要校异同，更要校是非。

记得有这样一个标题：“中共中央十六届二中全会在京召开”。从语法角度讲，一是句中的“中央”和“二中”是一种重复；二是“中央”放在“十六届”之前是以小包大。这样一个句子放在报纸一版头题位置，他不只是一个病句，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旦见报，影响不堪设想。报纸的出版周期短，时间紧，牵涉面广。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历史等等都得涉及。校对在这里就是要拾遗补缺，发现纠正各种错误，这不仅需要清醒的头脑，更需要辨别差错的能力。

1992年，河南省首届报纸系统校对竞赛在平顶山举行，我和河南日报的资深校对宋守善为命题人，我们一到平顶山就被“软禁”了，一直到竞赛结束才“解禁”。竞赛结果，我报参赛的王玉萍获个人第一名，王薇平获个人第二名。我们还获得团体总分第一。这种竞赛在我省报纸系统是空前的。

1994年，河南省第二届报纸系统校对竞赛在南阳举行，我社王玉萍获个人第三名。这次成绩不够理想，主要是我们自己重视不够。

1997年，河南省第三届报纸系统校对竞赛改变了办法，由郑州大学现代汉语教授命题，再由省报协派人带试卷奔赴全省各地市，对各报社全体校对人员考试，然后到省报协统一改卷。我们对此次竞赛进行了充分准备，提前几个月就利用业余时间集中学习、培训，我在此除了找资料给大家讲课外，还经常自己命题对全体校对人员考试。当时大家情绪非常高昂，誓言要当一回河南报业校对“老大”。竞赛结束后，我们的成绩出奇地好：管莉、王玉萍、王薇平三人囊括个人全省前三名。在全省参赛的前10名选手中，我社占6名。

校对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使我们收获了丰硕的果实。1993年全国首届计划单列市市委机关报编校质量评比，我报获得第四名。1998年，全国130多家晚报编校质量评比，我报获第三名。

我们曾有过丰收的喜悦，也有过歉收的教训。几十年来，有巅峰也有低谷，可以说尝遍了校对的酸甜苦辣。但我觉得，不管在任何条件下，只要你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干好本职工作，什么时候什么年代，都会得到人们的认可，这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