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给了小沈阳130元小费，要他等客人来时为自己兜着点——点贵的菜时故意说没有。毕福剑终于来了，小沈阳闹着要和他合影，赵本山则赶忙让孙女认他做“姥爷”。点菜时，赵本山一边口口声声“不差钱”，一边和小沈阳演“双簧”，最后一个菜都没点着，而是把自己带来的野鸡、蘑菇全用上了。

毕福剑要毛毛表演才艺。毛毛演唱了《青藏高原》的开头。正当其高亢的歌喉让毕福剑认为其“才艺”不错时，小沈阳站出来了：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要求给毕福剑展示一下。赵本山生怕他搅了孙女的好事，但被小沈阳一句不同意“我就把你交代那事给说出来”，也便允许了。结果，小沈阳一边“自报家门”，说自己也有个姓毕的姥爷，一边接连模仿了刘欢、刀郎和阿宝三位歌手，其惟妙惟肖的歌声让毕福剑当即决定带他和毛毛一起上北京的《星光大道》，让他们搞个组合《不差钱》。因为他就是毕福剑此次来铁岭真正要找的人——乡文化站站长赵铁柱给他推荐的才艺青年小沈阳！

最后，赵本山也要求跟着一起上《星光大道》，并郑重地要告诉毕福剑“一个重要的秘密”。什么秘密呢？“其实，我姥爷也姓毕”！

故事在“皆大欢喜”和有意“暗喻”中走向结局。二十多分钟的时段里，现场的观众先后鼓掌近百次，仿佛忘记了时间的流动。而电视机前，有人称“笑喷了”，有人说“笑翻了”，还有人“笑得喘不上气来”，纷纷感叹：正愁没得挑，天上掉下了个大“逗包”！《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发生在“大城市”铁岭最贵的酒店“苏格兰情调”里的一件趣事，竟让十多亿电视观众“群练”了一把笑肌。在这个追求个性和差异化的年代，我们显然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群练”了。

客观地说，《不差钱》的故事并不完美，甚至漏洞百出。铁岭最贵的餐厅难道就是这样摆设简单名字看似洋气实则俗气的“苏格兰情调”？既然是最贵的餐厅，一个小小的服务员怎么可能为了130元小费而“变节”呢？既然是一个为了130元小费而和顾客演“双簧”的服务员，又怎么可能说出“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钱是身外之物”之类的话呢？既然赵本山、小沈阳、毛毛在小品里都闹着要认毕福剑为“姥爷”，怎么可能赵本山不是绕着弯子让毕福剑喊自己“爹”就是嘲笑毕福剑为“闭门炮”，不是绕着弯子说村里的人哭着等他“去了”就是嘲笑要让毛毛死去的姥爷亲自去找他？就是最后，毕福剑提议让小沈阳和毛毛到《星光大道》来个组合《不差钱》——他们一个是模仿秀，一个是女高音，与《不差钱》有哪门子关系？

戏剧评论家魏明伦曾公开炮轰《不差钱》：不差钱，差道德！其实抛开道德的质疑，单人物的环境、性格和情节的错位现象就非常严重。对此，编剧徐正超一再表示小品完全来自现实生活：“我们在酒店吃饭的时候遇到了一件真实的事情，情节与《不差钱》差不多，当时我觉得很搞笑，后来就想到了把这个情节与以前的想法结合起来，几天就写出了初稿。”其实，越是这样的表白，越说明这是个专为小沈阳而“御制”的作品。既然要刻意为彰显人物而去设置故事和情景，雕琢和拼凑的痕迹也就在所难免了。

但这些固有的内伤和瑕疵，却似乎没有影响到小沈阳和《不差钱》在2009年春晚舞台上的爆破威力。这好比一枚原子弹，也许制作并不精良，技术和装备也有着明显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它成功爆破了——这就已经成功了！

有人认为这是后娱乐经济时代的“悖论”——越是俗不可耐越是不合逻辑的东西，越能刺激老百姓的笑容。其实，套用那句时髦的话：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样，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泪，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笑。

《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其才华横溢的《引爆流行》一书中曾指出，社会流行潮就像一场流行性传染病一样，只要达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突发性地传播开来。小沈阳看似滑稽的表演和《不差钱》看似混乱的逻辑中，实则切中了我们某些积郁已久已到临界点的“病理”，并成功挑破。对于一部作品和一个商业演员而言，这无疑是最核心的爆破力。

小沈阳以男扮女装的形象委婉地亮相，表面看来这只是以性别反串刺激观众的眼球而已，实则是个崭新的人物形象——他既可以穿红戴绿，甚至把腿穿到一个裤管里，更可以大胆地说出“我是纯爷们”；他既可以“女里女气”地说话，“扭扭捏捏”地作态，更可以唱出刀郎的沧桑，吼出阿宝的高音。显然，这里的小沈阳既不是“性变态”，也不是简单的“偏中性”，而是一个80后甚至90后的“新新人类”和“新新现象”：他们外表的性别差异越发模糊，但内心的性别界限依旧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