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比较保守，但科技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譬如书稿的刊刻，活字的印刷等。

尽管宋代的刊刻业比较发达，但禁书也是空前绝后。宋代大肆禁书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是为了防止国家机密泄露，“凡时政、边机文书，禁止雕印”、“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泄露”。二是尊儒伐异，便于统治，正如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是“党禁”之争。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如尊儒伐异促使了理学的蓬勃发展；“已申上司，不许复版”保护了版权，即今天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雏形。

纵观宋代，官府禁止翻刻的书籍主要有：议毁时政得失之书、制书敕文、刑法敕令、本朝史籍、妖说邪教之书、私印天文书籍、士兵操练之书、科场剽窃“语录”及“不根经术本源”等伪学之书。但终而导致书禁的扩大化，如崇宁二年四月，徽宗下诏：“苏洵、苏轼、黄庭坚、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相禹《唐鉴》、范镇《东斋纪事》、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版，悉行焚毁。”就连《资治通鉴》都差点被禁毁。

不管怎么说，宋代大肆禁书也催生了“版权意识”。如宋人罗壁《识遗》记载：“监本”《九经》一经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你想翻刻，就必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行事。由此可见，监本《九经》的版权是受到朝廷特别保护的。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宋椠本《方舆胜览》中刊有两浙转运司的一道榜文——刻印者“积岁辛勤，今来刻版，所费浩瀚”，为了禁止“书市嗜利之徒”以各种明目编印本书，“庶绝翻版之患”，刻书人已经申报官府批准，“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故榜”。

又载：宋钞本《丛桂毛诗集解》书前有份公据，是刻书人与官府（国子监）之间立下的契约。公据说，为了维护本书的版权，保证其精善，严禁其他书肆“嗜利翻版”。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并为主人所知，该书主人有权陈告，并要求官府“追版劈毁，断罪施行”。

从以上所列举的材料可以看出，在宋代，禁止翻版、盗印已经成为刻书行业的一种禁例，而且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宋代刻书行业的禁止翻刻，多有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权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此看来，宋代的禁止翻版之举只不过是少数有权有势的书商勾结官府、垄断利润的一种做法，并非正规法令。这和当今的版权制度完全不同。

二是宋代刻书行业的禁止翻刻，目的还在于文化控制。既然是文化控制，它的管理成分远远在保护之上，顶多是二者兼而有之。

这样看来，宋代因禁书而形成的防盗版做法，还远远算不上法律意义上的版权意识，充其量是一种现代版权制度的早期萌芽，是现象而非制度。尽管如此，宋代的禁翻版却为后代的版权法开了先例，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