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份。”这是北京市原副市长张百发对1959年的评价。那一年，只有18岁的他作为参与人民大会堂建设的施工代表走上领奖台，为他的“青年突击队”领了一个国家级的“先进集体奖”。 “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这是1958年9月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讲话。 事实是如此令人振奋。从1958年开工到竣工，仅仅10个月间，北京冒出了10座标志性建筑，人民大会堂居首。这十大建筑，总建筑面积达到了64万平方米，到今天仍是北京的重要地标。

紧急时刻

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当时中央的精神，要求这“十大建筑”能够反映和代表全国工、农、兵、侨、民族、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成就。“‘工’是工人体育场，‘农’是农业展览馆，‘兵’是军事博物馆，‘华侨’就是华侨宾馆，‘民族’是民族文化宫，‘文化’是美术馆，‘科技’是科技馆，人民大会堂当然就是代表所有人民群众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的设计师董光器告诉本刊记者。

前些年才落成在天安门附近的国家大剧院，当年也曾被列入“国庆十大工程”，后来因为时间实在不够，才暂时搁置。

十大工程里，人民大会堂是重头戏，所以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也就迫在眉睫。

天安门广场原为一“T”字型广场，形成于明代，这个宫廷广场在中轴线上是北京内城与皇城、紫禁城的过渡空间。董光器回忆，广场如何改建的问题，一直没有定案。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改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最终实现的面积达到44公顷。

另一个原则也被确定下来，广场两侧分别建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一天，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走进了会议室。这位军官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路面要禁得起60吨重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

许多年以后，董光器才了解到，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重考虑——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

人民大会堂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契机。比如陶宗震。

当时只有30岁的他任职于北京市规划局，那一年，他临时被抽调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最初总图设定，广场两侧的建筑是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和历史博物馆四座。有一天，北京市领导到规划管理局，听取有关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的汇报，陶宗震提出了一个纪念碑两侧各三幢建筑的设想，话还没说完，领导就插了一句：“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不久，他就接到指示，国家大剧院要迁至人民大会堂西侧，广场东侧，将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合二为一”，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和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合为一”。

他告诉陶宗震，这样安排旨在“突出政治”。

而这时，征稿收到的100多件方案，经过七轮评选，仍旧没有一个脱颖而出。

主抓国庆工程的周恩来，在1958年国庆前下达了指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目的方案设计。

陶宗震就是此时介入大会堂设计的，动员他做方案的领导说：“这个工程就是考验建筑师会不会花钱，敢不敢花钱。”

陶宗震真的放开了手脚。熬了一夜，人民大会堂最初的设计方案出炉了。

此前几乎所有建筑师都将宴会大厅安排在一侧，周恩来不满意，说，贵宾入席没有回旋余地，也没有休息更衣场所，必须马上对号入座，这不是大灶食堂么？

在陶宗震的设计方案里，中央大厅被堂堂正正摆在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第二天一上班， 局长告诉他：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又熬了一夜，陶宗震赶制出了一套1比400平、立剖面图，交给了领导。

那是一个不彰显个人的年代。后来，国家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颁予荣誉时，所设的都是“先进集体奖”。

而陶宗震，只是把自己留存的一份已经褪色的人民大会堂手绘规划图，镶在镜框里，摆在书架上。

垮不垮是主要的

关于大会堂的争论也一直存在。1959年1月20日，周恩来和彭真召集在京的建筑、结构专家和美术家座谈。

周恩来说，听说大家对人民大会堂还有很多意见，这个房子如果有缺点，大家就当有病的孩子来对待，首先考虑治病的问题，“人民大会堂这么个房子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

许多年后，住在右安门附近或者和平里的北京老百姓，可能仍然会记得，1958年以前，他们的家曾经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那个位置。那一年，仅用一个月时间，天安门广场就拆了50多万平方米的房子，10129多户居民被安置到右安门附近的一些简易房里。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些人的居住状况才逐步改善。周恩来在去世之前曾说，十大工程欠了北京老百姓的债。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