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为蒋介石定性，谓为“中国最大反动派”，“人民公敌”，陈氏甚至破口大骂，谓之“中国最后一颗大狗牙”，弄笔使气，一如泼妇骂街，真是关门养虎，虎大伤人。

蒋氏终其一生，就大处着眼而观之，可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器小量狭、自作聪明，终令国事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怪谁？海外史家给他下八字断语：民主无量，独裁无胆。也说得上是入木三分骂亦精了。

老蒋真正崛起的转折点在何处，史家以为，他追随陈其美征战为起家之本。实非然，原来，老蒋先天讨厌陈炯明。陈氏虽系白衣秀士王伦式人物，究为省港同盟会领袖，起初，极得中山先生信托。蒋力陈其非而中山不之信；其后陈逆果谋反，至炮轰总统府；中山乃大悔，以为小蒋同志有过人的先见之明，蒋益自得。以事件的重大性，蒋从此获得不败的资本，向中山撒娇，和同僚撒气，跟对手撒野。

陈寅恪瞧不起他，有1940年所作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陈寅恪诗集》，清华文丛本，第28页）为证：“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或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吴宓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其职。故有此诗第六句”。面相乃心理状态的反映，言谈举止又是气质的综合，而蒋公给陈先生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从里到外透着不堪，透着叫人讨厌不置。陈寅恪瞧不起蒋介石，是文化的居高临下。李宗仁一生受制于蒋，紧箍咒跬步不离，在唐德刚教授为他撰写的回忆录中，只要一提及蒋氏，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多次言之凿凿地说，蒋氏非但不能指挥一个国家的军队，也不能指挥一个集团军，充其量指挥一个师，还很勉强。李与蒋氏共事期间，处处受掣肘，经常弄得湿手插在干面里，到处都脱不了干系。主意是蒋出，责任却由他来负，往往狼狈不堪，谚云：穷人气大，酸酒力大。说起蒋氏，即有切齿腐心之痛。虽然言出激愤，但征之史实，究竟不差。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一门三代，为晚清以降中国士大夫之典型，以陈先生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流贯，看低蒋氏，很自然，不意外。

陈寅恪从文化角度，李宗仁从军事角度，俱轻视老蒋；最可惊的是国学大老曹聚仁，他也从军事角度评蒋——他认为蒋介石哪里能指挥一个师呀，老蒋的脾性才略，指挥一个排也就到顶了（见《听涛室人物谭》）。

十分的漫画化、情绪化，很损，却也无法。谁教您给人家的印象是这样的恶劣呢？要从脾气、才具、胸襟、气量方面找原因，这样一找，蒋公教人大失所望的地方，也就太多了。

虽然，据历史学家黄仁宇证明（《地北天南叙古今》），蒋介石也究非绿林中人、街头阿三。相反，他读书尤其读传统书用功也允称精勤，可是读书面较窄。尤以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刚愎自用，文化的浸染也会给抵消得差不多了。内心的虻虫太多，而熏香太少，狰狞可鄙的一面掩都掩不住。性狭才拙，与物多杵，扶本养元的工夫究竟不大做得。

1974年1月西沙之战，中国反击越南侵略，解放军增援舰队直接走台湾海峡（以前是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人多担心，毛泽东回答是“蒋先生是讲民族大义的”。果然不出所料，蒋不但未向解放军开火，还打开照明灯，让解放军顺利通过。（参见《中国时报》1999年10月18日）《中国时报》的另一个例子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大典，按照原计划，国民党空军将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几次电话请示，蒋都说“再等等”，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周至柔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蒋介石最后的回答是“取消任务”，而取消任务的理由是“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

可见，蒋决非一无是处之人。他一生的失败，致命之处在于：量小气狭，虽亦读书，可惜不得其道，仅以掉弄智术治世，实无磅礴才具垫底，则此智术适足害人害己。其刚愎自用，至大陆易手前夕，达于极点。东北失守，华北也将不保，犹以精锐家底孤注一掷，会战徐蚌，尤为荒谬，更且向下越级，电话指挥到团营一级，打乱结构，刺伤人心，为军史所罕见。故国民党军队虽谋臣环伺，名将联翩，究因不得正道，终至不可收拾。

概言之，蒋氏可称中智之士，而非上智之人，不足以成正事。他麾下尽多辛亥老辈，风云际会，珠玉满堂，然而他们共事非人，赍恨千古，岁月如流，渐次凋零。可惜。

《论语》尝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蒋介石经常骂他的部下，常用语是：寡廉鲜耻，气节荡然。可是他自己，一生以小智术对付大时代；以小聪明因应大事情；以小心眼处理大智慧。那么，就算他多种技术可用，问题有迎刃而解之势，也因他性格的小而窄，即不能以精神和良知服人，而造成种种阻碍，于是，“草上之风必偃”，终不免凄惶黯然，退出历史大舞台。

摘自《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