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社工吗？

“建议政府用16亿元购买社会公共服务。”6月15日，上海市政协通过提案，建议政府从1600亿拉动内需资金中，拨出1%用于购买公共服务领域的社工岗位。“社工”一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重要的“角落”

“老板，他们找你！”看到唐凯和王安琪来，牛肉拉面店的伙计，赶忙用带着西北口音的普通话高声叫马老板。马老板只有20多岁，拉面店开在上海浦东新区一条马路的拐角。马老板笑眯眯地迎出来，不停地问：“吃饭没有？进来吃碗面，真的，快进来，吃面。”如果不了解实情，外人实在很难看出，唐凯和王安琪两个上海年轻人，怎么会跟回族拉面老板如此熟络。拉面店老板是社工的服务对象，他们之间的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家老板跟房东之间有纠纷，1年多以前，我们社工开始介入，帮助两方沟通。”唐凯说。对于从青海来的回族老板来说，跟上海当地人打交道并不是容易的事，光是听懂他们连珠炮的上海普通话，就是个问题。何况遇到纠纷，不同民族、不同利益、不同行为习惯，让双方的沟通更加困难，唐凯们要做的，就是协调两方的关系，找到最好的解决纠纷的办法。

“在这个纠纷中，从法律上讲，马老板不占理，但他们有他们的苦衷。他们一家人所有的积蓄，加上银行贷款，统统投资在这个拉面店上。如果不能继续开下去，他们一家人的损失非常大，我们也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想。”唐凯和王安琪，找房东谈了很多次，找马老板也谈了很多次。就是在来来回回的沟通中，马老板相信，社工是真要帮助他解决问题。

“除了他们的同乡，在上海他们没有什么熟人，更谈不上朋友。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找同乡帮忙。但我们去了很多次以后，他们也开始信任我们。”唐凯说，尽管最终的结果还要由法律来裁判，但社工的作用是，不让一些可能激化的矛盾发生，替服务对象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马老板只是“少数民族社工服务”项目的服务对象之一，2007年，上海浦东新区民族宗教办提出服务少数民族的项目，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竞标承接了这个项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大多数内地人，还比较陌生。简单地说，政府部门希望对少数民族居民进行服务，他们出资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让专业的社工去承担服务少数民族的工作。

乐群是上海最早成立的专业社工民间机构，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业社工服务机构。事实上，在大多数人还对社工这个职业一无所知的时候，上海的民间社工机构已经开始逐步壮大，并开始成熟。除了乐群，上海已有10多家注册社工机构，此外，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的民间社工机构也非常活跃。

不是居委会

医务社工莫小姐，是很多中国内地观众对社工最初的印象。莫小姐是香港电视剧《妙手仁心》中的一个人物，中年，一脸和善，还有些幽默。电视剧里，莫小姐很是忙碌。一位患绝症的老先生不愿意吃药，莫小姐去跟老先生聊天，知道他的情绪来自对行动不便的老伴的担心，莫小姐去把老太太接到医院，让老先生放心，在老伴的鼓励下，老先生重新接受治疗。

社工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英美西方国家，最初的目的跟慈善紧密相关。一般认为，现代社会工作起源于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颁布实施的《济贫法》，《济贫法》要求，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以确定帮助对象，这需要专人和专门的工作方法进行，由此，现代社会工作的雏形形成。

现在，在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工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跟律师、医师一样，每千人拥有多少社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是否现代化的标志。中国香港的社工事业，也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到2008年，香港的注册社工已经有1.4万多名，大约1000名香港居民拥有2名社工。

中国内地近代也曾出现过社工。1920年代，一批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把西方的社工概念引进到中国。朱眉华教授介绍，当时，北京协和医院里就有了社工的岗位。但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社工慢慢淡出中国内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重新恢复社工专业的教学，开设社工专业的第一所高校是北京大学。但在专业教育的前十年，社工只有专业教育，没有就业岗位。直到1996年，上海浦东新区才开始出现国内最早的职业社工。

任何事业的开拓总是充满艰辛，而对于内地社工来说，最大的难处在于，很少有人知道社工是干什么的。

唐凯和王安琪在“少数民族社工服务”项目中负责唐桥街道，这个街道一共有9家拉面店，还有700人散居在居民区的少数民族居民。唐凯还记得，2007年第一次走访拉面店，他进一家拉面店，对一位正在拉面条的师傅说他是社工，想找老板。这位师傅回答：“老板不在。”唐凯去了好几次，最后终于知道，回答他“老板不在”的就是老板。在中国内地，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听说过“社工”这个职业名称，也不了解，有这样一种职业，完全独立于政府机构，以帮助别人为目的。

“社工跟居委会大妈有什么区别？”内地社工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内地城市居民，绝大多数是“单位人”。在单位，关心职工疾苦、解决职工困难的工作，一般由党政干部、工会干部、妇联干部完成，单位不管的，有居委会大妈来管。在今天的社工看来，党政干部、居委会大妈，都是业余的社会工作者，而职业的社工，必须经过专门的教育和培养，获得社工资格。

随着单位负责生老病死的体制被慢慢打破，更多的人成为社会人，过去的“业余社工”将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内地城市，也越来越需要专业的社工。

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