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任继愈担任所长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

李申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任继愈的研究生的。之前，他是部队上的参谋。因为在科尔沁草原救火时被烧伤，面目全非 的他在30岁上被要求退休。他不想这辈子就这么终结，决定通过考研究生重新找工作。他并不喜欢中国哲学史这个专业。只 因为这个专业不考外语，而自己还懂点古代汉语，“希望通过考试，找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面试的时候，当着任继愈的面，他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专业，我要工作。”如果没有任继愈，他绝不会被录取。 说到这些，他几次止不住流泪。

读研究生时，1979年左右，他跟着任继愈到太原去开会。在会上，任继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说法。当时几乎没人 就此发表什么看法。“可能过于石破天惊，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在分组讨论时，也没人讨论这个问题。李申也是后来才 接受老师的学说。他算了算，有近20年时间，全国支持儒教是宗教的人不超过5个。

任继愈很重视如何将个人认识变成群体认识，提出了群体认识论。他举过彭德怀的例子。“彭德怀的话没错，但他的 观点就没变成一个群体的东西，达成共识的就少数人，三五个人，那就不行。后来变成群体观念之后，你再想反彭德怀就反不 成了。历史就是这样。”

任继愈曾把哲学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60分级，一部分是60分以上级。“民族的认识、群体的认识，这个很关 键。当初就有人说‘开民智’，这个很重要，这是60分那一部分，也是最需要的。”

“在中晚年，任先生做了很多编辑工作。《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这是很大的工作，花了他很多精力。把他 个人的研究放到一边，去做大量的资料汇集整理，很了不起。”李泽厚说。

李申告诉记者，任先生去年就发病了，中间出过院，仍然每周两次到办公室上班。“我见到他，是参加《中华大典》 的审稿会，要求我们每人审阅其中的约10万字。他由护工陪着，带来厚厚两大包。那是送审的全部稿件。他说他的意见都在 里边。”

任继愈曾表示，编完这些书之后他想做些自己的东西。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任继愈和季羡林的去世，把什么是“大师”这个问题提了出来。陈明坚持的观点是，我们可以没有大师，但不能没有 关于大师的标准。“这几十年中世界各国的大师是什么概念？成就是什么量级？一个素质很好、很勤奋的人，为什么不能做自 己满意的事？为了使今后的大师做出贡献，我们要怎样改革文化生产和评价制度？”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