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元年的某一天，都城南京，风和日丽。一群不知深浅的军人、游民，一时兴起，将靴子的高帮截短，并用金线装饰，足蹬短靴，穿着鲜艳华丽的服装聚在一起玩耍。突然，街上蹿出一帮公人，一把铁链将这些人锁住，带到石城兵马司。经过上报朝廷，这些人最后均落得一个个被卸了脚的可悲下场。

这故事让人毛骨悚然，但事实就是如此。

从历史记载来看，朱元璋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更加精通和重视服饰政治。他执政的31年中，亲自对服饰制度进行了十几次定制、修订和增补，平均两年一次。这种服饰制度，主要规定哪个等级的人可以穿哪种颜色、质地和样式的服装，佩戴怎样的饰品，哪个等级的人，不能穿什么颜色、质地和样式的服装，也不能佩戴什么样的饰品。这些规定极为复杂琐碎，比如皇帝亲自规定，老百姓穿的长袍，离地面要有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宽一尺，袖口宽五寸等。你想想，不论穿衣服的人的个头大小肥瘦，都用这种统一的尺寸，是多么不便;而监督管理的官吏们，要去丈量每个人的袖口宽窄长短是否合乎规定，又是多么无聊烦琐。违反朱皇帝的服饰制度是要受重处的，上面说到的被砍掉了腿脚的人，就是因为违反了一般人不能用金银做装饰，不能穿靴子的规定。因此，这些琐屑规定绝非空文。

老百姓穿衣打扮也由国家制度管着，这是专制集权社会的特色。古代中国一直有较为严格的服饰制度，比如老百姓只能穿布衣，黄色是皇族专用色，紫色、红色这种富贵色只能是某种品级官员的专用颜色，等等。但是，把朝野官民妇孺所有人的衣着纳入国家制度，对违反者给予断肢割鼻严厉处罚的，到朱元璋是登峰造极。朱皇帝这样关心人们的服饰，是因为到了他的手上，专制皇权已经达到历史上的顶峰，他有能力把绝对权力贯彻到他统治下的每一个角落，绝对皇权已经有了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完全介入统治区域内任何一个臣民的日常生活的能力。当然另一方面，朱皇帝也十分清楚，在服饰中加入和强化意识形态，也可以反过来强化他的绝对皇权。

朱元璋的服饰制度，继承和发展了利用服饰来规范上下贵贱等级的传统，但更有创新和发明，就是更加强化了对良贱的区分、对贱民的歧视和压迫。朱皇帝规定，开妓院的男子只能戴绿巾(绿帽子的典故即来源于此），妓女只能戴黑色的帽子，身穿黑色褙子，出门不许穿华丽的衣服。后来又禁止教坊司乐妓戴帽子穿褙子。朱元璋有次赐傅友德宴会，命叶国珍陪酒，并让朝廷的妓女陪酒，朱元璋派特务偷偷窥探。叶国珍喝多之后就忘了禁令，让妓女脱掉黑色的帽子和鞋子，穿上华丽的衣服。朱元璋听到探子的报告，大怒，让人把叶国珍抓起来，和妓女一起锁在马圈中。然后割掉妓女的鼻子，将叶国珍鞭打数十下，发配到甘肃的瓜州修水坝去了。

对于贱民的压迫不仅仅针对妓女。朱皇帝还规定，作为贱民的丐户，包括优伶、舆夫、鼓吹、剃头、抬轿的人，“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在朱元璋看来，缠脚是上流社会妇女的特权，是她们养尊处优优越生活的标志，贱民缠脚，将会混淆社会中良贱的区别，僭越了身份，使等级秩序失去了外在的标志。

看起来，好像朱元璋的服饰制度禁止得多，提倡得少，其实他也有大力提倡的东西。一位叫杨维桢的儒生，揣摩皇帝的心思，把一种头巾取名为“四方平定巾”，献给朱元璋。朱元璋大喜，传诏颁行天下，命令天下儒士、生员等读书人必须经常佩戴，“四方平定巾”就成为钦定的读书人专用头巾。因为皇帝喜欢这类好听的名目，人们还把一种瓜皮帽取名为“六合统一帽”，把一种网巾称为“尽收鬃中发华”，这样的帽子和网巾，自然也是皇帝下诏全国必须顶戴的东西了。于是从那时开始，当了官的人戴乌纱帽不用说，没有当官的读书人个个头顶“四方平定巾”，老百姓个个戴钦定的“六合统一帽”和“尽收中华”巾。戴不戴这样的帽子头巾，显然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对朱皇帝政治忠诚的标志。

朱元璋的服饰政治，在他的继承者们的身上有所松动。因为明朝是一个商品经济很发达的社会，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等手工业越来越发达，服饰时尚也在士绅和商人中兴起了。服饰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显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通过服饰区别官民良贱的服饰政治就出现危机。这使儒家官员痛心疾首，纷纷向皇帝上书建言，要求“严服饰之制”。末代皇帝崇祯上台后，就听从一位叫梁天奇的官员的建议，下令北京的巡城逮捕那些穿金戴银的民家女子，以整顿风纪。崇祯当政的时候是一个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的风雨飘摇的岁月，面对此种严重形势，皇帝却选择大肆抓捕穿着违制的女子，这如果不是表明皇帝热衷服装政治走火入魔，就是表明这个皇帝弱智透顶，分不出轻重缓急。无怪乎他无法避免亡国上吊的悲剧命运了。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