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智库优势

破解发展难题

谢京辉（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作为国内外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外贸和外资依存度都很高的国际化城市，上海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大，经济一度被打入谷底。上海社科院作为政府的智库，积极参与破解上海在金融危机中面临的难题，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决策咨询服务。

我们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院党委搭台，专家唱戏。我院设立了“高层论坛”、“大家论坛”、“新智库论坛” 和“中青年学术论坛”四大论坛，以及东亚思想库网络金融合作会议、东亚金融合作论坛等国际学术交流会议，通过这些智库平台，发挥专家作用。第二，凝聚力量，积极出策。通过组织专家座谈会，向市领导汇报研究成果，提出相关建议；根据市委、市政府当前主要工作，组织策划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人口就业、金融、航运、文化专题四大系列专报。第三，撰文宣讲，营造氛围。上海社科院组织专家在媒体上发表相关文章，营造应对金融危机的热情和理性氛围。第四，攻关课题，服务决策。组织我院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社会学等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和科研骨干，集中力量，承担了市委交付的课题和市政府发展中心的重大课题，课题部分成果已经化解为应对危机的政策。第五，积极参与，贡献智慧。上海社科院主要通过参与世博咨询、参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开展国情市情调研等来积极参与到上海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中，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持。

由制造型

向服务型城市转变

黄南（南京市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我国的出口已经难以继续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在目前主要发达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时候。因此，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首要问题，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已经到了极为迫切的地步。

一是坚持科学发展，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型。城市的发展必须走协调、全面、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否则，城市体系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不协调，都会影响到城市整体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对此，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促进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二是注重科教，激发城市的内在活力。通过科教优势的发挥，推动南京城市发展模式由过去的投资拉动型向效益驱动型转变，释放城市发展的内在活力。三是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构建新型产业体系。加快培育和发展与城市发展阶段相适应，与资源禀赋优势相适应的新兴产业体系，构建起新兴产业与现有支柱产业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四是打造“服务型城市”，提高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南京要成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就必须积极完善城市的综合性服务功能，加快服务经济的发展，促进城市由“制造型城市”向“服务型城市”转变，一方面可以形成城市内部服务经济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良性格局，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南京在区域内的经济影响力，带动和促进区域内城市经济的共同发展。

企业面临转型升级

康志祥（西安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当前，在金融危机引发欧美经济衰退导致出口需求缩减的情况下，中国正面临严峻的、以生产结构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在经济总量萎缩的表象下，结构性矛盾浮出水面。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

企业转型升级的途径多种多样，途径选择的出发点完全在于要结合本企业实际，不可照搬照抄。根据中国大多数需转型升级的企业现状，大体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是从外销转向内销，或内外并举；二是从代工到自主研发、自主品牌；三是提升产品与服务的品质和价值，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升级；四是从制造业延伸到服务业；五是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相关资源；六是从粗放经营到精细管理，升级风险管控能力体系等等。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必须抓住转型升级的三个关键设计，着眼于企业在创新、经营管理和人力绩效方面有显著的提升，重塑企业的核心能力。

由区域城乡转向全域都市化

谢永康（宁波市社科院院长）：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对原有发展方式的否定，世界经济格局将产生深刻的变化，我国的国家战略和宏观政策也已经开始并将持续进行重大调整。这预示着各个城市的发展环境，在近期保增长的同时，必须尽早实现发展思路的转变。

宁波经济发展思路转变的路径主要有四种：一是发展动力转向外需内需共同拉动。外需，实现由商品转移向商品和资本转移并重，充分发挥口岸进口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内需，提升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提升消费辐射能力。二是产业结构转向制造业与服务业齐进互促。制造业，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制造业集群。把宁波的临港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做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服务业，构建具有明显港口城市特色的具有较强辐射力的主导服务业。必须依托宁波口岸优势和产业基础，在现代物流、现代商流、现代会展、金融以及为制造业服务的研发等领域有大的突破。三是发展支撑要素转向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创新，在有限领域内对现有产业进行大规模改造，实现对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突破。企业制度创新，构建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广阔的市场网络，并促使其有效运行。四是区域城乡发展转向全域都市化导向。全域都市化从空间形态来看，就是市域整体是一个田园风光城市；从功能布局来看，就是中心城区和若干特色功能组团整体组成城市功能布局；在规划、产业、社会、文化发展等领域实现政策一体、公共服务一体及均衡发展。要实现全域都市化，首先必须确立市域一体统筹谋划的理念，完善市域一体规划，各区域特色发展。从目前来说，突破点在于把若干个中心镇规划建设成有明显产业和功能特色的现代化小城市。

提高中小企业

政策成效

郭守仁（青岛市社科院副院长）：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也是长期问题积累及产业转型不力所致。为此，各地强调保持政策措施的延续性，按照金融危机爆发前制定的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政策，加快转型和结构调整。新措施在原有政策措施基础上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和操作性。

为提高中小企业政策成效，提出如下建议：1.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政策透明度。使企业和部门能够更好地知晓政策、掌握政策、争取政策、应用政策，减少工作的盲目性，具体细化到让企业知道该找哪些相关部门或机构帮助办理；让企业尤其是企业负责人了解政策、用足政策、用好政策，确保发挥“政策效应”。2.落实各项政策，确保各项政策到位。以法律形式强化政策执行的效果，克服不作为等问题，确保出台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3.建立统一协调机构，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充分利用各部门的资源，提升“联网服务功能”，建立功能强大的融资担保、技术创新、创业培训、信息、维权五大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信息及咨询服务。4.理顺并加大政策措施，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有关政策中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突出问题的针对性还不够强，有关条文不够具体，缺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5.加强政策引导，推进企业转型。建议政府在中小企业专项资金中应体现出对企业转型升级、国内国外市场开拓的政策支持。如对新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积极调整产品结构的企业和开拓新出口市场的企业，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要给予大力支持。

把调结构

放在保增长首位

耿明斋（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结构调整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要把结构调整放在保增长的首位，通过优化结构来实现经济增长。

首先，危机本质上就是由结构失衡引起的产能过剩，是生产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结果，危机是经济自身进行强制性结构调整的机制。所以，只能通过调整才能渡过危机。其次，结构调整确实要在特定时间内忍受某种程度的增长损失。没有结构调整和增长损失，新的生产结构就建立不起来，新一轮的增长也就无法在新的需求结构引导下开始。第三，短期内调结构与保增长的最佳结合是依托现有产业拉长产业链条，调整产品结构。第四，结构调整的根本任务和基本方向是扩大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普通加工工业甚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并借此弱化资源型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第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承接产业转移。我们要把承接产业转移上升为省级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有效地使承接产业转移成为改善经济结构，增大加工工业比重的重要措施。第六，把握国家调控政策导向，加快发展满足普通人消费的最终产品制造业。第七，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提升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品的比重。第八，加大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建设支持力度。一个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最终要靠人才和技术支撑，而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是蓄积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平台。

调整和优化

内部空间布局

李政新（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业处处长）：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正在深化，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已进入调整期。作为改革开发的先行省，广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对于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的河南有许多积极借鉴意义。

借鉴广东省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我以为河南这样的内陆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加强政府引导和对策的针对性。注重通过制度机制创新激发发展活力，解决矛盾和问题。二是必须进一步树立全球意识和超前意识。内陆省份包括河南省且不能因为经济外向度不高而受国际金融危机直接进入冲击较小而感到侥幸，应当强化全球意识和超前发展意识，考虑的问题和采取的措施都着眼于创新和调整，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迎头追赶发达地区。三是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调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正确引导市场主体力量。其中，注意充分发挥好基层各市、县（区）的作用，特别是建制镇为基本单元实行镇级政府和开发区机构重合的构架，集中发展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特色产业园、营造经济的新优势新高地。四是必须注重调整优化内部空间布局。针对内陆城市普遍存在的在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方面往往对各类要素“一网打尽”的做法，借鉴广东省实施的旨在调整全省空间布局的“产业双转移”战略，注重地域合理分工和资源优化配置，结合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和自主创新体系，产业聚集区建设等，统筹解决好这个问题。

房价上涨过快

不利市场平稳发展

李晓峰（河南财经学院院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房地产业是我国经济领域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也是给人们生活带来最大变化的行业之一，我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由1978年的7平方米，增加到2008年年末的27平方米。房地产业之所以取得如此迅猛的发展，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2007年9月27日房贷新政开始，中国房地产业经历了约17个月的调整期。曾经有不少专家与学者预期，中国经济以及国内的房地产经济，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至少要经历约三年的调整期。但实际情况却要乐观得多，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经济中率先复苏，而房地产经济又在国民经济中率先复苏。主要城市成交量纷纷大幅增长，价格逐渐企稳并环比上涨。只要决定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变化，房地产的长期发展趋势也不会发生变化。

当前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一些地方面临的当前供给不足及下一步潜在供给不足问题；局部地区房价的过快上涨不利于市场的平稳发展问题；信贷大量投放、利率下调等宽松的货币政策存在变化的可能问题。

大力发展风险投资

勾京成（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高级经济师）：今天的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已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如同一支长期被低估的优质潜力股，中部地区未来空前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前景为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鉴此，我提出如下建议：一、中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上升阶段和市场化过渡时期，促进中部崛起的金融支持，须结合中部实际和未来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建立健全多元化、多层次、多功能和稳健有力的金融支持体系，在充分发挥各类金融机构整体功能和独特功能的基础上促进中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功能；二、当前，中部地区要进一步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大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一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和产权市场，支持中部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二是大力发展产业基金，重点支持中部地区农副产品加工、文化旅游和新材料、新能源等未来支柱产业快速发展和不断升级。三是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以支持中部企业技术研发。四是在中部不断加大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试点力度。五是进一步加大中部地区个人消费信贷力度，不断扩大中部地区内需合理增长和结构改善。

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是，要避免美国在金融创新中出现的问题在中国中部重演。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金融创新的时候，吸取教训，确保中部金融支持和金融创新始终要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相适应，并保持良好的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生态环境，尽快步入良性循环、持续发展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