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几年前，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五十一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那时他对爷爷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爷爷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挨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章含之态度变了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带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号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

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恩爱欢愉的好日子，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现在我突然遇到灾难。原来的光明坦途变成荆棘遍地，我一个人往前走太艰难了。我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结果却完全相反。但是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着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着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刺伤了我的心。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里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第三者出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在上海，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舅妈。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