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行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又气又伤心，简直无法忍受，恨不得立即把证据带到北京给我。等清醒后，大姐想：这万万使不得。她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大姐反复思量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1967年3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限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哥哥洪君武告诉我：章在上海串联时，他已经感觉到章对我的处境漠不关心。哥哥曾经恳切地对章说：“含之，现在是君彦最困难、心情最苦闷的时候，你要多关心他，给他安慰和支持啊。”哥哥这样说，无非是希望在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章能和我患难与共，让我安然渡过难关。不料章竟冷冷地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也许就在当时那种风声鹤唳的气氛笼罩下，我产生了一死了之的念头。

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的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着想。而她却背着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

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开始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回家，我如蒙大赦飞也般地回到家中。她却用种种借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会等等，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叫家里保姆做了菜，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住到外国语学院去了。很多个周末家里往往只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剪掉结婚照

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含之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含之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相片上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服打领带，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着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通通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进垃圾筒。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应该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过去，这几幅结婚照是我俩美满婚姻的见证，我们曾经珍之惜之。而她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弃之如敝屣，究竟是怎么回事？

手提包揭秘 章红杏出墙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